█文/董志强，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

　　在许多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中，披露信息对自己并没有什么好处。

　　比如员工比老板更清楚自己是否付出努力，经理比股东更清楚企业的经营状况，投保人比保险公司更清楚自己的健康风险。但是，员工绝不会把不努力的信息告诉老板，经理也不会把亏损或过高的盈利告诉股东，投保人不会把自己潜在的健康危害告诉保险公司。

　　在现实中，掌握信息优势的一方不仅可以为自己的利益传递信号，也可以为自己的利益隐藏信息。在这样的情况下，信息弱势的一方可以设计出一些有趣的自我选择机制，来迫使信息优势方显示出他们的真实类别。

　　企业看中的员工为何不愿来

　　案例：

　　天乐是一家典型的家族企业，最初业务部只有一名经理和一名员工。经理是公司的股东之一，员工就是其侄子，他们的工资是固定的每月2800元。

　　过去几年，天乐规模扩展得很快，业务部急需大量的业务人员，可是招聘了几个月，都未能招聘到合适的人员。愿意来天乐工作的，经理觉得此人不怎么样；经理看中的人，又不愿意到天乐来。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正在于固定报酬体制。过去两个人的业务部，成员都是家族成员，所以给固定报酬还是业绩报酬，或者高一点低一点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现在从外部招募人才，仍然是固定报酬，而其他很多企业的业务部门都采取业绩报酬。那么愿意来天乐的人一定是在其他业绩报酬体制下得不到2800元的低能力者，而在业绩报酬体制下所得能够超过2800元的高能力者又不愿意来天乐工作。

　　意识到这个问题，天乐改革了业务人员的报酬体制，很快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激励报酬的一个主要功用是对付道德风险问题，但它还有另一个作用就是筛选出高能力的员工。或者说，激励报酬也有助于企业甄别出高能力的员工来。

　　一般来说，在一个企业中最有生产能力的工人或经理，往往也就是在市场上最具竞争力的人，即他们有良好的外部工作机会。

　　现在我们考虑某一类生产工人，其产出可以计量。存在两类企业，A类企业实行固定工资，比如每天支付工人100元，B类企业实行完全的业绩工资，工人每生产1件产品支付5元报酬。那么，这些生产能力不同的工人在两个企业将如何分布？

　　这实际上只是一个简单的计算题。假如一个工人每天的产量在20件以下(我们将其定义为低能力)，那么他进入A类企业每天可得到100元，超过进入B类企业的所得(在B类企业其所得不足100元)；而一个工人每天的产量在20件以上(将其定义为高能力)，则他进入B类企业就可得到超过100元的日工资，这比进入A类企业只获得固定工资100元要高。结果是，低能力工人进入了A类固定工资企业，高能力工人进入了B类业绩工资企业。

　　所以，在有条件实施激励报酬的时候，企业实施激励报酬将更有助于保持一支高能力的员工队伍。如果本企业不实施激励报酬，那么其他实施激励报酬的企业所提供的报酬，就会成为本企业员工的机会成本，能力越强的员工其机会成本越高，最终他们就会离开企业。

　　用合同选择能判断区域潜力

　　案例：

　　IBM曾有过这样的事情，公司不知道哪些地区是很有销售努力潜力的地区，而那些地区的销售经理本人则是知道的。

　　显然，对于有销售努力潜力的地区，经理的努力程度会对销售业绩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报酬制定更应注重高激励；而销售努力潜力不大的地区，经理的努力已经很难再提升业绩，更适合制定一个固定的达标定额，采取低激励的报酬合同。

　　问题是，公司并不知道哪个地区适用哪种合同，考虑整齐划一的一刀切合同则会损伤部分地区的效率。于是公司制定了“高基薪+低提成”和“低基薪+高提成”的合同由经理选择。有销售努力潜力的地区，经理倾向选择“低基薪+高提成”合同；而销售努力潜力甚少的地区，则倾向选择“高基薪+低提成”的合同。

　　在企业中也确有一些合同菜单起到了自我选择作用，比如销售合同薪酬菜单。企业可以设计好几种对销售人员付酬的方式，由销售人员自己选择计酬方式，销售人员的选择往往也揭示了他们掌握的私有信息。

　　保险公司的保险服务也是利用合同菜单的典型例子，因为不同的保单是为不同风险等级的投保人设计的。保险公司通过提供不同的保险范围，使得投保人产生了自选择。低风险的顾客愿意付出低价格购买不完全保险(即自己还要承担一定比例的风险)，而高风险顾客则以更高的价格购买完全保险。低风险个人缺少完全保险，是信息不对称的代价。因为如果信息是完全的，那么他们本来也可以低价格获得完全保险；但正因为信息不完全，所以保险公司为了甄别顾客群体以避免逆向选择问题，不会向他们提供低价格的完全保险。

　　在很多公司中，常常并不是为员工提供某种单一的福利，而是提供有种选择的福利菜单供员工自己选择，这是为什么呢？

　　一般来说，人们对某种福利的需求程度是不一样的，从而不同的福利可能会吸引特定的人群，产生特定的筛选效果。对于企业来说，保持一个对福利和保险具有多元化偏好的员工队伍，可能比拥有单一化偏好的员工队伍更好。为了避免单一化的员工队伍，企业通常提供多种多样的福利菜单供员工选择，以使员工队伍偏好多元化，降低生产的风险。

　　非升即走才能选拨出优秀人才

　　案例：

　　在国际上，大学教授一般都是终身制。但是在获得终身教职之前，对于教授有一个严格的选拔过程，即“非升即走”。

　　在美国，一个刚毕业的博士，得到一份教职后，一般可以有6年时间冲刺终身职位。如果这6年拿不出像样的成果，晋升不到终身教职，那么就对不起，只能请你走人了！

　　反观中国的大学，教授虽无终身教职之名，但有终身教职之实。问题是，这种事实上的终身教职制度却没有类似“非升即走”这样的筛选机制来与之匹配。结果，一个庸碌的教员熬过一定的年限，也可以成为教授。

　　所以我们的教授与美国的教授就很不同。美国的教员争取终身教职是为了可以做更大、更具风险的学问，因为他是被筛选出来的喜欢做学问的那类人。中国的教授有相当多的人都等着媳妇熬成婆，混上教授就是为了不做学问。

　　美国大学的做法听起来有点残酷。一个工作6年的教员，因为拿不到终身教职，而被辞退，还得重新寻找工作。前几年北京大学人事改革，也想搞非升即走和终身教职，但是被大多数老师反对。这些老师反对的理由之一，就是认为在学校贡献好几年的结果是被学校一脚踢开，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

　　但实际上，这种制度安排是有其合理性的。大学需要的是那些真正有能力做学问而且喜欢做学问的教授。但是，个人是不是有能力做学问，是不是喜欢做学问，这些特征是大学观察不到的，所以大学要设计一种机制把这些人选拔出来。

　　非升即走和终身教职就是这样的一个选拔机制。如果一个人没有能力做学问，那么6年后他就难以晋升终身教职，而不得不面临被辞退的结果。既然如此，无能力做学问的人不如早早离开学术行业去干其他的行当。如果一个人不喜欢做学问，那么他做学问的成本就会很高(而且通常他们在学术能力方面也会差一些)，要坚持6年时间做学问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结果，在非升即走的制度下，愿意参与终身教职竞争的人，大多是喜欢以学术为业并自认为具有学术能力的人。

　　价格歧视是扩大销售的良方

　　案例：

　　有一家电影院，有800个观众座位。现在面临两类消费者，学生和普通消费者。600名普通消费者愿意以20元的价格来看电影，200名学生消费者愿意以10元的价格来看电影。

　　如果不能区分普通顾客和学生顾客，就只能制定一个价格。如果制定价格为20元，那么影院的收入是600×20=12000元；如果制定价格10元，那么影院的收入是800×10=8000元。结果，影院制定价格为20元，但是这个价格导致学生顾客不再光顾，影院得到的只有12000元收入。

　　如果能区分学生顾客和普通顾客(学生证就是一种区分方式)，影院就可以宣布价格为20元，但凭学生证半价10元，其总收入将是600×20+200×10=14000元。通过价格歧视，影院提高了收入。

　　既然价格歧视通常可以带来商家收入的提高，商家就必然会动用价格歧视。学生票半价在很多领域都是存在的——所以，别认为商家们是关心学生的福利，其实他们只是为了赚更多的钱。

　　但是在更多的领域，商家很难通过像学生证之类的证件来区分消费者群体。比如，移动通信服务商通常面临两类潜在的顾客，一类是高需求顾客，每月通话在150分钟以上；一类是低需求顾客，每月通话在150分钟以下。为了尽可能压榨消费者，移动服务商通过设计自选择机制，从而达到价格歧视增进收益的目的：即高需求顾客选择“高固定费用+计时计费”是更好的，低需求顾客选择“无(或低)固定费用+计时计费”是更好的；而且这个好坏的临界点就是150分钟。为了实现这样的激励兼容，就有必要对高需求顾客采取更低廉的计时计费，对低需求顾客采取更昂贵的计时计费。

　　此外，我们经常看到书籍先全价销售，后再折扣销售的情况，这种通过时间上的推迟和延误来甄别出最急需的顾客，从而赚取更大利润的做法，并不局限于出版业，在很多行业都很常见。比如，美国联邦快递公司有优先服务(早10点前送到)和次日送达服务。邮政局为了从快递中赚钱，故意降低了一级服务的速度，以迫使时间压力紧迫的顾客选择快递服务。类似地，PAWWS金融网络公司对20分钟延误的证券组合指数服务每月仅收费8.95美元，而要享受实时服务则每月收费50美元。

　　厂商还可以在产品属性的许多方面进行区别，以筛选不同类型的顾客，谋取最大的利益。比如PhotoDisk的网上照片库有49.95美元的高分辨率图像和19.95美元的低分辨率图像，这是通过图片质量来甄别不同需求的顾客。甚至还有通过故意干扰来歧视顾客的，比如一家美国地方公共广播台说如果用户再捐赠1万美元，它就不再打断音乐节目；某些网站宣称注册为其正式会员，就可以避免网站页面的广告干扰。

　　最低消费让顾客得到更好服务

　　案例：

　　重庆夏天天气炎热，因此常有“棒棒(搬运工)”在冷气十足的商场门口或银行大厅乘凉。近年来重庆很多银行、商场都开始拒绝“棒棒”乘凉，所以常发生保安和“棒棒”的冲突。为此商场、银行时常要承受做法不人道的指责。一些商场似乎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他们允许“棒棒”不带扁担进入商场游走，但不允许在商场大门前逗留乘凉。

　　我个人觉得商场拒绝“棒棒”乘凉并无不对之处，因为商场也要筛选他的顾客。“棒棒”不带从业工具扁担在商场内部游走，这时他的身份就是商场的顾客。

　　不只商场筛选顾客，去茶楼、酒吧、咖啡店，都存在最低消费额的要求。去餐馆吃饭，许多餐馆的包间服务也有最低消费额的要求；如果自带酒水，则店家还要求收取开瓶费。虽然有一些报道指责过诸如开瓶费或最低消费额是欺负顾客，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人，我认为最低消费并无不妥。而且，正因为存在这类最低消费，那些真正需要服务的人才得到了更好的服务，而茶楼、酒吧、咖啡店、餐馆等才得到了他们真正需要的顾客。

　　原因何在？原因在于，最低消费帮助店家筛选出真正需要服务的顾客。譬如你经营一家茶楼，提供了舒适的环境，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但是前来你这家茶楼的人，有些是为了消费而来，有些则是为了享受空调或暖气而来。设置一个最低消费额，实际上就把那些仅仅为了享受空调或暖气的人拒之门外。这样的拒绝显然比你通过观察顾客的长相和装束来拒绝要好得多。这类人越少，你的额外代价也就越少，同时也有更多资源为真正需要的人服务。因此，最低消费额度促进了经济效率。

　　一个机制之所以能够产生筛选功效，其原因正在于这个机制(或合同菜单)对不同类型的人提供了选择不同行动的激励，诱发了个人的自选择行为。■

《中国经济导报》2009-09-12

　　 我曾经写过两本博弈论的通俗读本，读者还算喜欢，所以常收到一些来信。其间很多人问及这样一个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如何运用博弈论帮助我们做出成功的决策？
　　 回答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深深知道，成功的博弈需要经验。
　　 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论述过知识与成功的关系：人类的知识可分为经验、技术和智慧，但个人的成功必须依赖经验；有经验的人可以比有技术而无经验的人更成功；不过，有经验之人只知事物之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有技术之人则兼知其所以然，所以有技术的人更聪明。
　　 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技术”，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理论”。而从其论述我们甚至还可以推论：成功与聪明无关。掌握理论者确实更聪明，但他们不如有经验者更容易成功。譬如一个从不练球的物理学家，他比一个乒乓球选手更聪明，更懂得击球的力学原理，但是他却几乎注定在乒乓球项目上会输给长期训练有素的乒乓球选手；乒乓球选手要获得成功也并不需要大量学习力学原理，只需积累经验足矣。理论的功用在于，通晓力学原理的乒乓球选手可能更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从而更快地提炼经验并创造性地悟出新的打法，形成新的有效经验。
　　 所以，成功以及成功的博弈，需要经验支撑。然而经验却是需要在人生的漫长旅途中逐渐积累的。只有经历过的人生，才给我们以经验；未曾经历的人生，就没有经验。年长者比年少者在处理竞争与合作问题时往往更能举重若轻、游刃有余，倒不在于他们掌握了更多的博弈理论，而在于他们有着更丰富的经验，更加深刻地领会了策略的艺术。
　　 其实不用等20年了。因为已经有两位优秀的博弈理论家和策略艺术家为我们带来了现在这本书，我们可以分享他们在其漫长的人生中所领悟的博弈的艺术。
　　 年龄的增长让人思想更趋成熟，也可以让人更加明白人生成功的艺术，我想事实可能确实如此。当著名的《策略思维》一书出版时，奈尔伯夫与现在的我同龄，他的老师迪克西特刚刚47岁；我们看到的是一本（有些锋芒毕露的）强调人际竞争的更关注于博弈理论的通俗著作。光阴荏苒，当他们再度联手完成这本《妙趣横生博弈论》时，迪克西特已经六十有四，奈尔伯夫也五十出头；而我们也明显地感受到这本新书不再锋芒毕露，而是韬光养晦，充满了宽容、温情以及对他人的关心和理解，更多地强调了人际合作（虽然也有竞争），在关注博弈理论的同时更多地关注了博弈的艺术。
　　 是的，博弈论本来就是科学的理论和行为的艺术。它不应该是沉闷的，而应该是生动的；它不应该只是乏味公式，而应该拥有丰富的情感；它不应该只局限于竞争，更应着眼于通过竞争展开合作。博弈论不应该被理解为阴谋诡计，不应该被理解为小聪明，不应该被理解为厚黑学，不应该被理解为你死我活的权谋术。
　　 如果只想着把博弈论用于人际斗争，那只是博弈之术；只有理性地融入社会，才是博弈之道。“术”的博弈只是嵌入在“道”的博弈中的一个小博弈，关注于“术”而忘却于“道”，无异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可一时得利，却可能对个人的长期利益和更大的成功产生至为糟糕的影响。正如两位作者在本书中屡屡提到：人生中总是存在更大的博弈，因此个人的决策不应该只着眼于一个小博弈的胜负。能够看到多大、多远的博弈，取决于个人的胸襟和眼光。从某种意义而言，他们所谓的小博弈与更大的博弈之分，正是博弈的“术”与“道”之分。 
 

博弈论名家Dixit和Nalebuff的经典名作《The Art of Strategy》中文版已经出版！

后勒口
阿维纳什 K. 迪克西特
Avinash K. Dixit
　　麻省理工博士，现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教授博弈论，同时研究国际贸易政策的策略行为，是当代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之一。迪克西特曾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教学奖和冯·诺依曼奖，亦是计量经济学会、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和英国研究院的院士，美国经济学会主席。
　　除《妙趣横生博弈论》一书之外，他还另有8本著作，包括《策略博弈》(与苏珊·斯凯丝合著)、《国际贸易理论》(与维克托·诺曼合著)、《不确定性下的投资》(与罗伯特·平迪克合著)、《均衡增长理论》、《法律缺失与经济学：另类治理模式》。
巴里 J. 奈尔伯夫
Barry J. Nalebuff
　　牛津大学博士，现任耶鲁管理学院经济学和管理学教授，曾担任芮成钢留学耶鲁期间的博弈论导师。他教授有关策略、政治和决策的课程，经常为《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等拥有众多读者的报纸撰写关于博弈策略的文章。在学术研究之余，奈尔伯夫还拥有渊博的跨国企业咨询经验，是美国增长最快的一家公司Honest Tea的合伙创办人和董事长。他还曾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迪克西特是他当时的老师。
　　除《妙趣横生博弈论》一书之外，他还著有《合作竞争》(与亚当·布兰登伯格合著)、《为什么不？》(与艾恩·阿瑞斯合著)。

年轻的富豪炫耀其财富，但是年老的富豪却鄙视这种低俗的炫耀；下级官员通过炫耀权力来证明自己的地位，而真正有权力的人通过高雅的姿态来表现自己的实力；接受普通教育的人炫耀他们刻意写得工工整整的字迹，但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却常常字迹潦草难以辨认；成绩一般的学生会回答老师提出的简单问题，而拔尖的学生却窘于证明自己对琐碎知识点的了解；熟人通过有礼貌地忽视对方的缺点以表示其善意，而密友则通过嘲弄般地强调这些缺点以示亲密；资质平凡的人们努力用正规的资格证书给雇主和社会留下深刻印象，但天才们却常常对资格证书不屑一顾，尽管他们也曾劳神去获得资格证书；声望一般的人强烈驳斥人们对自己品行的指责，而德高望重的人却觉得对指责进行驳斥有损自己的人格。

------Nick Feltovich, Richard Harbaugh, and Ted To, "Too Cool for School?Signaling and Countersignaling,"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33 (2002):630-649

《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3月9日 星期一 人文-读书版

文 / 周业安

     我们不喜欢谎言，不喜欢受骗，但人总是处于各种谎言的包围之中，总是或多或少上几次当。俗话说，人不能在同一个地方跌两次，这只是一个理想。现实的状况是，我们总是在同一个地方摔同样的跟斗，而且还不长记性。所留下的都是事后的悔意。不过后悔也没用，生活照旧。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相信生活中各种清科戒律，相信各种做人的智慧，其实我们心里很清楚，默念这些律条一百次，或者把这些智慧铭刻于心，都无助于解决谎言之祸。

    对于谎言和欺骗，道德说教没什么意义。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直强调美德，正是相对于社会现实中存在的不美德的事情而言的。美德是重要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但仅仅强调美德是肯定不行的。我们需要追问：为什么会有消除不了的谎言和欺骗？如果仅仅追求和拷问说谎者的内心道德动机，那么我们还是走到一个无法解开的循环当中。通过教化让每个人都升华为善人吗？显然人类有史以来都有这个梦想，但都没有取得成功。真正成功的，反而是基于性本恶发展起来的一整套的法律和其他制度形式。道德必须在一系列制度的基础之上才能更好的起作用。

    基于人性本恶的社会制度设计体现了经济学的核心理念。秩序的形成应该得益于人们相互之间的制衡。由于每个人的利益目标都得到认可，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权利也得到认可，在自由市场制度下，做坏事会受到公认的法律规则的惩罚，而做好事则会得到良好声誉的奖赏。自由市场的这种强大力量并不在于其多么完美，而是在于其能够确保社会中每个成员可以在基本权利平等以及相互间利益制衡的前提下形成某种交易秩序。自由市场中无需某些道德权威来实施教化，而是需要许多规则来克制人性的恶，或者诱发人性的善。

    此举一著名事例：教育是起教化作用的吗？恐怕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中国传统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都会赞同这一点。但美国经济学家斯彭斯就不这么看。他讲了一个关于教育的完全出乎意料的故事：如果张三和李四来到劳动市场上找工作，张三能干点，李四相对不能干，他们来到王五的公司，王五该如何选择？一个办法是王五让两人同时来公司实习，通过实习观察两个人的能力，然后再决定雇佣谁。但这样的做法仅仅适合求职者很少的情形。如果面临许多求职者，比如今年经济不景气，工作难找，一个好职位至少都有一百个以上的求职者竞争。此时连决定让谁实习都很难。不实习就无法准确判断，怎么办？仅仅通过一次笔试就更不靠谱了。公司的通常做法。首先，要求每个求职者提交一份详细的个人简历；然后人力资源部门(HR)通过简历进行第一次筛选。筛选的依据是什么呢？从市场上公认的好公司的同行标准就能看出来，标准很简单：首先是学历和学校背景！把好学校和高学历的挑出来，然后再安排各种笔试面试进一步筛选。

    可见，学历和学校背景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当求职者较多时，许多公司还要求，如果是硕士生或者博士生，其本科是名牌大学的优先！看到这里，估计说教者鼻子都会气歪。凭什么按学校和学历取人？实际上，对公司的HR经理来说，当然明白学历和学校并不能完全等同一个人的能力。问题是，当面临许多求职者时，公司和求职者都无法接受一个人人都有实习机会的考核方式，因为那样一来求职的成本就太高了。说教者当然不懂得成本一说，因为这些说教者本来就是仅仅懂得动口而已。让他们解决问题，门都没有。自由市场最先淘汰的就是这些说教者。话说回来，既然学历和学校不能和能力完全等同，公司为什么还要以此为依据进行初步筛选呢？

    经济学家斯彭斯提出了一个理论：每个人的能力其实只有自己知道，在工作市场上，公司并不清楚求职者的能力。这就出现了信息不对称的情形。如前例，张三和李四了解自己，王五不了解他们。由于李四能力稍差，于是李四就可能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欺骗王五。也就是说，在信息不对称下，李四肯定会说谎！这就是关键所在。王五当然知道张三和李四当中的某个人可能说谎，所以想通过某个有效方式来甄别。当然实习是有效的方式。但我们也说了，这不适合求职者多的情形。当王五面临很多个张三和李四时，无法采取实习策略，怎么办？斯彭斯说，通过学历和学校来甄别是一种可行的方式。其中的道理很简单，通常来说，能够考上名牌大学、并且能够在名牌大学中完成学历教育、获得较高学位的学生，应该都是聪明人。当然，不排除非名牌大学学生或者没有上过大学的学生中也有很多聪明能干的。但相对来说，名牌大学学生中聪明能干者更多。如果先通过学历和学位进行筛选，至少选出的人中大部分应该是聪明能干的。普通人也会同意这个观点吧。于是斯彭斯断言：所谓教育，其实具有一个为人们所忽视的强大功能，那就是信号功能！

    何为信号功能？如同走夜路，你看不清前面的状况，此时，如果有一盏路灯，就能够起到信号作用，指引你前行。教育也是如此。对公司的HR经理来说，教育背景就相当于信号灯的作用，在众多的求职者中，通过教育背景把不同的求职者类型甄别出来。由此可见，教育能够大大节约劳动市场上的求职成本，或者说教育能够在劳动市场上以最低的代价来甄别求职者可能说的谎言。对一个聪明能干的人来说，怎么让公司相信自己呢？赶紧考入名校接受教育吧！这就是斯彭斯的结论。因为这项研究，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和斯彭斯关于教育的故事类似，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面临很多信息不对称的情形，所以需要理解这种环境下，如何通过较低的代价来甄别谎言。比如另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克洛夫讲了一个旧车市场的故事。在旧车市场上，车主比买车者更了解二手车，于是车主就可能以次充好，此时买车人怎么办？阿克洛夫说，让车主提供售后服务。想想看，如果车主的二手车是好的，就不怕售后服务；如果二手车是坏的，售后服务的成本就非常高，车主肯定不愿意承担。于是售后服务就起到让车主说真话的作用。想想看，为什么好公司反而售后服务更好？其实就是告诉消费者，我承担得起售后服务成本！因为我卖的是好产品！

    看看这些智者的故事，根本无需做求职者或者车主的思想工作，因为即使你去做这方面的工作，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拥有信息优势的求职者和车主就会通过谎言来增加自己的好处，并不会因为你的道德说教就改变了其隐藏信息的行为。我们多想想身边的各种纠纷吧！医患纠纷、房产装修纠纷、各种其他形式的合同纠纷等等，无一例外都是拥有私人信息较多的一方进行欺骗，试图靠自己的信息优势多挣好处。为什么医患纠纷的处理中，后来要改成辩方举证？因为让信息优势的医院方举证，更容易形成说真话机制。

    稍稍了解这方面知识的人都知道，我在文章中所讲的这些都属于一门叫信息经济学的经济学分支的内容，而这门分支学科通常有充斥太多的数学模型，别说普通老百姓，就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看了都头疼。信息经济学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就说了两件主要的日常生活琐事：如何让人们讲真话？以及如何让人们不偷懒？但经济学家论证这两个问题却费尽了心机，最后呈现出来的东西普通老百姓还看不懂，岂不浪费？不过现在对读者而言，已经无需担心这个问题，因为董志强博士最近写了《无知的博弈：有限信息下的生存智慧》(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年)，通过我们中国人自己熟知的故事，通俗易懂地阐述了经济学家教我们如何让人们说真话的种种技巧。通读这本书，真的可以让我们长生活的智慧，更容易识破谎言，更容易规避各种骗局。可能有很多人会问，董志强博士会不会也利用信息不对称为自己谋利益呢？幸好他先前写的《身边的博弈》深受读者欢迎，那本书可以作为董志强博士的一个说真话信号。也因为如此，我才敢如此推荐。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盗版书封面（变成了压膜的纸，有些反光）
 

盗版书的赞誉页（普通白纸，比较薄）
 

正版的图书（封面颜色比较鲜艳纯正，赞誉页为暗黄色厚纸）

实际上，《身边的博弈》(第二版)已于上个月出版，读者可购买新版的图书。

相关链接：
[博弈论与减肥]
[《身边的博弈》(第2版)出版以及二版后记]
[评《无知的博弈》(3)：用博弈论打破信息屏障]
[评《无知的博弈》(2)：有限信息下的博弈智慧]
[评《无知的博弈》(1)：人生无处不博弈]
[《无知的博弈》出版(含文件下载)]
[谈判中的博弈]
[我写的博弈论通俗读物]
[生活中，你博弈了吗]
[《大师不在的圣经：永远举棋笃定的博弈智慧》出版]
[为何是《身边的博弈》]
[各界对《身边的博弈》一书的评论]
[《身边的博弈》出版（及相关评论）]

第二版后记

《身边的博弈》能够得到那么多读者的认同，是我当初写作本书时并未料及的。不过，与其说本书的内容好，不如说本书的立场得到了读者的认同。因为我一直坚持，博弈论不是权谋学，不是人际间的阴谋诡计，不是荒诞故事的集锦，不是保障个人成功的万能方法。博弈论是一种思维方式，学习和研究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充满矛盾和冲突的世界。而对矛盾和冲突的理解，按照去年获得经济学诺奖的博弈论大师梅尔森的说法，将有助于建设更加和平美好的社会。
我非常同意我的朋友聂辉华博士为本书撰写的评论所提出的观点：博弈之道，在于理性地融入社会。要理性地融入这个社会，就需要理解这个社会。博弈论就是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复杂社会的一个简单工具。对于社会更深刻的理解，不仅有助于我们个人在这个社会上获得更大的成功，更有助于推动社会本身的制度和秩序向着良性的方向发展。所以在本书，我一边讲理论，一边又举了很多例子，而这些例子大多致力于从个人的策略行为去理解社会现象。在我最近的另一本新书《无知的博弈：有限信息下的生存智慧》中，就更强调了从博弈论和策略行为去理解社会中的各种现象和制度安排。
那些希望从博弈论的学习获得人际斗争指导的想法，无可厚非，因为人都希望取得相对于他人的竞争优势。但是，这样的想法会使一个人眼光变得狭隘，而他能够理解的，也仅仅只是博弈论的“术”。如果学习博弈论是为了在理解个人策略行为的基础上去理解社会如何型构其制度、秩序，这样的视界就更为广阔，那么我们就能理解博弈论的“道”，推动梅尔森所说的“建设更加和平美好的社会”。
事实上，一个人若仅仅追求博弈之“术”，如果其行为偏离了“道”，他可能并不能赢得更多的竞争优势。正如本书第11章提到的嵌入博弈，“术”的博弈仅仅是嵌入在“道”的博弈中的一个小博弈，仅仅着眼于个人的人际斗争而从不考虑社会力量，一个着眼于“术”的最优行动选择经过社会大博弈的反馈之后它完全有可能不再是最优的行动选择，反而对个人的成功带来祸害。
所以，我坚持博弈论的最终目的，是要理解个体的策略行为如何成就了社会，以及如何可以成就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
也是在这样的理念之下，我找到了我写作博弈论通俗读物的意义。学者的最终价值，在于影响社会的文化。象牙塔内的理论研究，是影响社会文化的一种方式，但它仅仅影响学术圈内的人们思考世界和认识世界的方式；面向大众的思想传播，是影响社会文化的另一种方式，它对于促进社会观念的变革往往更具力量。过去，我一直认为学者应该操守其本份，安居象牙塔内，与大众保持距离，以为那样才体现学者的价值。但自从读到博弈论大师鲁宾斯坦(A.Rubinstein)关于经济理论家的困惑之后，以及与经济学家韦森老师的接触之中，让我逐渐意识到，学者影响文化还有（也因该有）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直接影响大众。越是优秀的有助于促进建设美好社会的思想，就越需要学者去讲给大众来听。我想，这大概也是弗里德曼、贝克尔……等一大批学术巨擘都不遗余力地向大众宣传其思想的重要原因吧。无论在理论创造上，还是作为一个对大众的传道者，他们都为我们树立了崇高的榜样。
本书第二版主要修订了第一版中的各种错漏，增加了一些新的例子（主要在第七章），在某些章节对原来的例子做了微小的调整或修补；同时接受某个高校教师的建议删去了关于美国霸权的一段评论(第11章)。
仍然欢迎读者对本书提出批评和建议，我的邮件地址：d_zq@163.com。

董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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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边的博弈 (第2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2月

   

  
  《无知的博弈》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1月
  　　全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来自经济、政治、历史和日常生活中的大量例子，生动地展示了在不完全信息局势下个人如何做出最优的决策。包括如何在不确定环境中决策(与上帝博弈)，如何在博弈中操纵信息(信号传递、信号干扰、信息隐藏)，如何设计机制去探测对手的类型(信息甄别)。本书充分展现了有限信息下的博弈策略和智慧较量，并让我们更为深刻地洞察到社会生活某些表象背后的真相。本书给读者带来的，将是一段既轻松愉快又卓有收获的思想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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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边的博弈》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1月
  2007.1~2008.10重印15次
  版权售出台湾、韩国　　本书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近百个故事讲述了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及其在现实世界的运用，使你通过快乐地学习生活中无时不在的博弈掌握竞争的技巧。让我们在遍及古今中外人文、历史、政治军事、经济、管理、心理行为等领域的故事长廊里酣畅淋漓地感受博弈的精巧和运筹帷幄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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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不在的圣经：举起笃定的博弈智慧》
  台湾御书房出版有限公司繁体版，2008年2月
  “读者好评，华文媒体盛赞
  的博弈论通俗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