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

1.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2. 徐中约(Immanuel Chung-yueh Hsü)：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
    好书值得读。香港中文大学版是全译本，大陆译本有删节。
3. 范文澜：中国通史
   一时半会看不完，所以就准备慢慢地看。
4. 林道群，吴赞梅：这也是历史：从思想改造到文化革命1949-1979
   没有经历过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和六七十年代政治运动的人，无法理解那些知识分子为什么“正心诚意”地接受了思想改造。
5.  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天平天国(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
   自信负有使命的个人和盲目的宗教热情，常常造成历史的苦痛。
6. H. Gintis et al. Moral Sentiments and Marerial Interests
   人既追求物质利益，也有道德情操。这是人类能达成合作的关键。
7. Edmund Phelps, Political Economy
   一本25年前的老书，但思想并不旧，有时还很“前卫”。
8. K. Binmore, Does game theory work?
   对实验行为作出解释，讨论了行为经济学家对博弈论的批评。
9. H. Gintis, The Bounds of Reason
   人们究竟是怎么博弈的？博弈论与行为科学能统一起来吗？有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吗？上海格致出版社已委托我将此书译成中文，预计2010年下半年出版。 

在一个村民众多的社区，有一片公有的草场，村民可在此自由牧羊。对于草地而言，存在最佳的牧羊数量使草地达到最佳利用状态。但是某个村民可能会这样想：如果我多放牧一只羊，对于草场的不利影响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我却多得到一只羊的价值。他决定多放牧一只羊。然而，他的想法也正是其他所有村民的想法。结果，草场上羊的数量远超过了最佳牧羊数量。公共草场被过度滥用了！

这就是著名的“公地的悲剧”。草场的公共所有权使得每个人都无法阻止别人进入，也无法限制别人的牧羊数量。每个村民都有强烈的动机多放牧，而且也都知道其他每个村民有强烈的动机多放牧；大家也明白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草场资源的过度滥用而枯竭，但每个村民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都深感无能为力；这种无能为力的现实反过来也助长了赶在资源枯竭前“捞一票”(多牧羊)的心态。

面对悲剧怎么办？社区找到了解决办法，那就是界定私人产权。社区将这片公有草场划分成块，分割给每个村民。每个村民对所割得的地块有完全的产权。从此，每个村民都有权禁止别人进入自己的地块，他们不再担心(也不必关心)他人多牧，于是每个人都不再多牧。最后草场的牧羊数量，正好就是草场的最佳承载数量。

日子就这样平静地过去，一晃十数年。社区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业和商业开始崛起，土地价格也开始上升。那片草地上有些村民建起了房屋，有些兴建了娱乐设施，也有些继续放羊。这片草场给村民带来的总产出价值(比如说按照现行利用方式在可以预计的年限内所有价值的贴现值)是100万元；而今，社区希望在这片草场上兴建一个机场，据评估该机场将给社区及其村民(在可预期的年限内)带来(贴现)价值500万元。也就是说，集中改变草地的用途可以为每个村民带来好处。

这个机场建成了吗？似乎应该可以建成，因为500万的新价值完全可以弥补村民既有价值100万元(这是村民放弃草场的机会成本总和)。可是好几年过去了，这个机场项目最终还在胎腹之中。原因何在？因为每个村民都有权使得机场项目无法实施（只要他拒不出售自己拥有的地块），而且都想趁此机会“捞一票”，试图索要一个比自己机会成本高一点点的价格，因为单个人的这种行为并不会伤害机场项目。遗憾的是，这个村民的想法也正是绝大多数村民的想法，甚至有些村民把这看作是难得一次的发财机会索要了极高的价格，最后村民们所要的总价值超过了500万。一个本来可以给社区和村民带来更大好处的机场项目，因为草地的支离破碎的所有权所形成的障碍而最终无法实施。

上述现象，正是现在逐渐为人们所知的“反公地的悲剧”。

从“公地悲剧”到“反公地悲剧”，上述故事虽然是虚构的，刻画的道理却是现实的：私人所有权能更有效地创造财富，但太多的私人所有权却会形成相反的效果，导致经济困局。物品自由交易的市场本来是为了保证更有效率的合作，但太多人拥有某一物品的一部分，结果反而可能使合作陷入停滞，财富消失，人人受损；尤其是，当物品的其他用途价值随着经济社会形势而发生了巨大增加的时候，原来看似合理的零碎所有权很可能会使新的利益合作机会成为困局。

“反公地”(anti-commons)这一概念，是美国法学家赫勒创造的，用以指代与“公地”(commons)遥遥相对的另一种产权状态。自哈丁(G. Hadin)提出“公地悲剧”以来，在我们的思维传统中，“公地”是公有财产的代称；与公有财产对立的便是私人财产。私有化也被视为克服公地悲剧的灵丹妙药。但是赫勒却指出，公有财产的对立面并非一般的私人财产，而是“反公地”(即反公有财产)。反公有财产本质上也是私人财产，但它被界定为那些因为私人所有权过于零散和支离破碎而影响到其更有价值的用途无法实现的私人财产。举个形象的例子：公有财产就像一个开着门的房间，人人都可以进去休息；正常的私有财产是一个加有一把锁的房间，只有持有钥匙的人才能进去；反公有财产是一个加有几十把锁的房间，并且只有这几十把锁同时打开才能进去休息，但每把锁的钥匙却持在不同的人手里。不难想象，这个反公有财产房间，可能很难得到利用，因为要让几十个人同时到来并非易事。

在现实中，有很多关于“反公地悲剧”的例子。赫勒提到的一个经典例子是，上世纪90年代初莫斯科街头，政府提供了诸多设备良好的商铺，却没有商贩去租用，商贩们宁愿在寒冷的冬天沿街叫卖也不愿搬到温暖的商铺中去。何也？因为那些商铺的所有权太分散，通常的情况是一家商铺对应着6个政府机构共享出售权、5个机构有权得到售款，或者3个机构有权出租店铺、5个机构有权收取租金。因此要获得商铺的经营权就需要各路打点，实非易事；而街头叫卖就容易多了，最多给工商局交点税费，再给黑手党交点保护费就可以了。如果大家愿意，在我们生活中还有更多的反公地悲剧存在，比如钉子户、器官捐赠、繁忙的高速公路和机场……或许都可以看到“反公地悲剧”的影子。当然，大家还可以在赫勒的新书《困局经济学》中见到更多的例子，“反公地悲剧”的普遍性可能超过了我们想象。

赫勒的“反公地悲剧”思想，让我不禁想起巴泽尔教授对产权的论述。巴泽尔曾指出，产权有诸多属性，人们会根据保护某一产权属性的收益和成本来决定是否保护该属性，那些不愿被人们保护的产权属性就会被置于公共领域，直到它值得被保护起来的时候。如果把巴泽尔的思想稍加推广，某些产权属性是否值得保护从个人和社会角度来说可能是不一致的，换句话说应该置于公共领域的产权属性从社会和个人的角度分别看来有可能是冲突的。从这一观念出发，所谓“公地悲剧”，实际上是在社会角度上进行私人产权保护是值得的，但是私人可能并没有保护产权的动机，所以常常需要有第三方来界定产权并加以实施；所谓“反公地悲剧”，实际上是在社会角度应该放弃对某产权属性的保护，但私人却很有动机保护该产权属性，造成私人和社会在权利界定意图上的冲突。由此或可推论，完全的公有产权或者彻底的私人产权，可能都不是对社会而言的最优的权利界定状态。

今天，我们阅读赫勒的“反公地悲剧”思想，于我们的现实生活或者在我们所处的经济社会背景下，有什么意义？在中国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产权保护正在逐渐得到强化。尽管在整体上我们的产权保护仍相对薄弱——也因此有人会担心“反公地悲剧”思想会对强化产权保护的改革方向产生消极影响——但作为对产权保护改革不要矫枉过正的一种提醒，这一思想仍值得重视。当我们朝目标迈进时，不能因为还没达到目标而拒绝不要过头的提醒。这就是为什么我仍然积极推荐本书的原因。

事实上，“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在一个社会中往往同时存在。我们所熟悉的事实是，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或集体所有的公有产权往往导致低效率，这是典型的“公地悲剧”；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开办一个企业、申报一个项目，乃至个人工作调动等等，需要盖上无数的红头印章，这同样导致低效率，而此种现象恰恰就是“反公地悲剧”。而今，我国已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但某些领域仍存在大量的计划管理的流弊。在某些领域(如土地利用、城市建设、企业开办、劳动力管理等)行政审批项目过多过滥，甚至形成地域封锁、部门壁垒，使得资源得不到充分有效的利用，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难以发挥；在某些领域(如金融、环保等)，多头监管导致监管不足或监管过度。这一样体现着“反公地悲剧”思想。

离开经济体制这样的宏大问题，我们也很容易找到我国经济社会现实中一些“反公地悲剧”的例子。让我们来看一个不那么有争议的例子：高新技术转让。据有关资料，中国大学研发的技术成功实现商业转让的不足10%。有不少批评意见认为，如此低的技术转让比率原因在于大学研发的技术不注重以市场为导向；这可能是原因之一，但同样重要可能在于：大学的决策与管理集团内部各成员之间的相互制约，或成果发明者与学校决策层意见相左，或者项目组内部成员互相牵制——这些问题都意味着一定范围内特定个人都有权阻止他人使用或转让新技术成果，因而也是典型的“反公地悲剧”问题。又如版权保护，虽然我们确有义务保护电影、DVD、音乐、文学作品的版权，但是人们同样关注版权过度保护之害。在一些过于保护版权的国家，许多纪录片退出了市场，或夭折于襁褓之中，因为要明晰其产权的成本实在太高了。我最近购买的一本英语辞典，第一页赫然印着“本社已尽力追溯版权，如偶一不慎侵犯版权，合法之持有版权者请与本社接洽”，这已经显示出新的作品创作中对于一不小心侵犯版权的担心，若版权真的到了赫勒所描述的“连一个音符也有版权”，恐怕也就不会有人编写辞典了。

更受实用主义者关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克服“反公地悲剧”？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完美的答案。赫勒在《困局经济学》末尾提供了一系列解决工具，但本质上都是整合产权，将支离破碎的产权重整起来。不过，毫无疑问，在强调产权保护的体制中，整合零碎的产权并非易事，因此在法律、政策方面做出恰当调整，出台预防性政策以及通过传播社会美德和高尚情感，都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就像我们先前举到的门锁的例子，解决反公有财产房间问题的思路很简单，就是把那几十把锁取下，换上一把锁就好了。麻烦在于，究竟应该保留谁的那把锁，或者如何获得一把新的锁，同时又能让原来的锁主们愿意放弃他们的锁。

《21世纪经济报道》

制度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譬如，许多经验研究支持了有效的产权保护与经济绩效的高度相关性。但对于制度研究来说，这可能只是开始而非结果。因为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性并没有揭示两者之间的因果机制。制度研究必须考察互动交往的个人是如何受到激励，并清楚地权衡各种因素然后选择某一行为，而个体行为交汇的结果决定了经济绩效。也就是说，制度研究必须深入探析人们遵循或背离制度行为背后的动机。

在广为流行的新制度主义著作中，它们把制度视为行为的规则。经济制度决定人们的经济行为，而经济制度本身又是靠政治制度来界定的，政治制度的实施力量则来自第三方暴力机构。换句话说，新制度主义隐含的一个前提假设是作为规则的制度总是可以实施的，人们的动机可以变得不重要，因为不管人们是否自愿遵循某个规则，该规则总是可以通过政治力量强加在人们的头上。

但是，这样的隐含假设不仅不符合现实——我们的确看到许多的制度即使依靠政治力量或者第三方暴力仍无法有效实施，名存实亡的法律规令实在太多了——而且也无法真正理解制度何以对人们产生行为的激励。它无法解释，为什么某些社会规则会被社会中的人所遵守(不管这些规则来源于国家内部抑或外部强加)，而另一些规则却被人们所忽略。它也无法解释，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政治力量或者第三方暴力机构实际上也是一个博弈参与人，那么他们作为博弈参与人为什么有动力去维护某种规则？尤其是，它更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建立了增进福利的政治秩序，而另一些国家却没这样做；或者更一般地说，为什么各个社会会沿着完全不同的制度发展路径演化，为什么有的社会没有采用那些在经济上更加成功的制度——而这恰恰是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的中心问题。

与新制度主义不同，演化制度主义注重了制度的动态变迁过程，因而可以对上述问题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回应。比如，人们遵守某项规则是因为这项规则所对应的行为是恰好对应于演化稳定策略；演化均衡的多重性本身也意味着多元化的演化，等等。但是演化制度主义避开了激励问题，将行为变化归因于各种演化的力量，个体常常被假设为近视的、遵循行为惯性的人，忽略了个人在制度认知和有意识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远见，因而也难以为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提供个人满意的微观基础。

在许多的制度研究尝试中，格雷夫提出了比较历史制度分析视角，试图整合多种制度主义的分析，真正地提供一种探讨制度发展路径多样化的起源及其影响的分析方法。他是否(能)做到这一点，也许仍有待检验。但是，比较历史制度分析的确提供了许多新鲜的思想。它遵循博弈论制度学派的理念，将制度视为博弈均衡现象加以研究，并重在探讨制度何以能自我实施；同时人们的认知模式以及预见他人行为的能力又如何影响着制度变迁；制度本身又如何强化或破坏其自身的实施过程而导致制度内生变化，等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格雷夫提出的内生制度变迁理论，该理论认为一项制度可能导致该制度本身的变迁——应该说早在马克思就有这种内生制度变迁的思想，比如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本身将会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消亡——不过格雷夫在更一般的层面上阐明了，由自我实施的制度诱发的行为为什么以及将如何影响这些制度的长期稳定性。其理论的要点是，博弈的有些方面在短期是不变的，可视为参数；但这些方面在长期是受博弈行为所影响的，因此又具有变量的性质，格雷夫称这些方面为准参数。这个思想也可以表达为，在短期是制度激励或约束人们的行为，在长期是人们的行为决定着制度。在长期中，短期中的制度自我实施的结果累积的长期效应通过影响准参数可能会增加或减小该制度所能适用的参数值及其情形范围，从而强化制度本身或者为其本身掘下坟墓。

《大裂变》一书，是格雷夫比较历史制度分析方法的总结之作。这本书的英文原名为《制度与经济现代化之路：中世纪贸易的经验》，包括制度及其内生变迁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两部分。中文版翻译成《大裂变：中世纪贸易制度的比较和西方的兴起》，显然有立足比较，寻求借鉴之意，重在强调该书的经验研究。是的，其中的经验研究令人深感兴趣：中世纪后期的欧洲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其他一些地区，但是它却很快在商业扩张中走上了“西方兴起”之路；而当时相对发展水平更高的穆斯林世界，却很快在地中海沿岸失去了商业重心地位。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对此的答案林林总总，有学者认为是相对和平的社会环境使然；有学者认为是技术发展和地理环境使然，有学者赞成文化和社会决定论……而格雷夫的回答是：早在中世纪后期西方就发展出了不同的制度。“在西方，社会组织在有目的地创建的制度中居于中心地位。无论是国家，还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如部落和氏族，都不是这些制度的中心。相反，以利益为基础的、自治的、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才是这些制度的中心。这些组织主要是社团形式……以下一些因素，特别是从过去传承下来的制度要素，推动了这一时期社会组织的出现：个人主义的文化理念、不牢靠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组织、国家的制度性弱点以及使自治合法化的规范。……这样，以利益为基础的、自治的、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经济与政治社团得以建立起来。此后，这种特殊的社会组织……是推动欧洲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力量。”

显然，格雷夫的研究不会让我们感到在阅读演化制度主义研究时的那种悲观，因为人类可以有目的地创建制度，而适应特定历史和现实背景的政策可以推动有利于社会的制度变迁。

　　董志强
　　2008-10-9 于小谷围岛

　　[1]可参阅Paul Hoffman, The Man Loved Only Numbers (New York: Hyperion,1998)第233-240页，本书讲到了几个概率论专家，包括才华横溢著作等身的数学家Paul Erdös，他们算错了一个很简单的概率题，跟他们解释后竟然还不知道自己的错误。

文／董志强

　　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但对于国家而言，托尔斯泰这句话似乎就不那么有道理了。在今天的全球经济中，有幸的国家各有各的成功故事，而不幸的国家却往往有很多共同的衰败之根源。不但发达的经合组织国家有不同的经济成长之路，正在崛起的新兴力量如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等也各有各的精彩。而那些最贫困的国家和地区，却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深深陷入动荡的社会、崩溃的经济之中；人民一贫如洗，生活十分艰辛，饱受掠夺威胁，甚至性命难保。
　　究竟是什么导致一个国家的贫穷？经济学中的主流和共识观点是：制度！的确，就全球情况来看，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如果更能激励生产性行为，更能促进财富分配的正义，这个国家往往就会更为繁荣。相反，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如果更多地激励了寻租性行为，更多地破坏了财富分配的正义，这个国家就会更为衰败。而且许多经济学研究也从经验和逻辑上证明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即便我们懂得这些道理，即便有世界银行这样的组织试图帮助它们走出困境，然而，所有的工作似乎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让我们不得不追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国家无法建立起良性的制度？或者说，这些国家的恶劣制度为什么那么顽固？
　　保罗·科利尔，这位牛津大学的教授，曾长期供职世界银行研究非洲问题的专家，在《最底层的10亿人》中对此提供了他多年来深思熟虑后的答案：发展的陷阱使然！科利尔认为，尽管全球的发展现状是10亿人的富有世界和50亿人的贫困世界仍然对峙，但贫困世界中有40亿人生活在增长速度很快的国家，他们的未来是有希望的。全球发展的真正麻烦在于，在贫困最底层的10亿人，他们深陷泥潭，在可以预期的未来岁月看不到走出贫困的希望。这些国家有58个之多，它们都是小国；它们的人口70%生活在非洲，预期寿命只有50岁，婴儿死亡率高达14%，长期营养不良的儿童比例是36%。这10亿人深陷最底层的泥潭，原因在于战乱陷阱、自然资源陷阱、恶邻环绕的内陆陷阱和小国劣政陷阱。正是这些发展的陷阱，导致这些最贫困的国家难以建立起良性的制度，也失去了经济发展的动力。
　　科利尔以自己及其合作者的一系列研究，从经验和逻辑上刻画了这四大陷阱何以阻滞了经济发展。他们发现，战争和政变使低收入国家无法增长，而经济的贫困使得这些国家总是倾向于内战，因为战争总会给某些一贫如洗的年轻人带来机会。结果战争和政变以别样的方式供养自己，并且历史不断地重演，不仅阻滞了本国的发展，也使得整个地区的发展步履维艰。他们发现，资源越丰富的国家，政府越不需要依靠税收来维持地位，也就难以建立起对政府的有效约束机制，政府就会滥于分配而不是刺激生产，结果生产就停滞了。自然资源陷阱并非最贫困的的国家所独有，但对它们来说危害却甚为严重。他们发现，许多贫困国家身处内陆，而周围又恶邻环绕，使得它们自身的变革和发展深受局限，因为它们的出海通道终究得依赖邻国的基础设施，或者需要以邻国为市场；所以邻国治理好坏对其影响至深。他们发现，一个国家的恶劣治理政策可以自我发生转变，但也有可能被锁定而阻碍了改革的步伐；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而采取的严厉惩罚加大了改革者的成本，使得有能力的人们更可能是选择移民到其他国家，而未能流动的那些人往往也正是缺乏改革思想和能力的人；在很多国家，谁掌握军队谁就有制定规则的权力，最底层的10亿人正是被自己的军队威胁着，也就被巧取豪夺式的勒索威胁着。
　　我个人认为，科利尔这本书毫无疑问加深了我们对于一个国家制度变革的理解。我们明知有好的制度，但是在最贫困的国家却无法建立起这些好的制度，原因正在于现有的恶劣制度正是各种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累积的结果。一个国家的国民也许可以改变内部因素，但往往无法改变外部因素，制度变革就难以发生；甚至，一国的内部因素也难以改变，当它已经成为一个稳定均衡的时候。在演化博弈论中，演化稳定的均衡意味着少数个体的变革行为是不可能成功的，为了使稳定均衡从一个状态转移到另一个状态，往往需要借助某种外力。虽然科利尔从来没有提到博弈和演化之类的词语，但是我想他一定有同样的思考。因为在他提出的帮助这最底层的10亿人的政策中，比如资金援助、军事干涉、法律和章程的修订、国际贸易政策调整，都无一不强调了通过外在的力量去影响甚至迫使这些贫困国家的制度做出响应，做出向良性方向的调整。是的，就这么多年的历史来看，那些最贫穷的国家在可以预期的未来将难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走出那些贫困的陷阱，只有通过外力打破其顽固的劣制度均衡，才有可能逃出生天。
　　在这本书中，我们也可以读到一个正直的学者形象。科利尔批判了那些贫困国家的政府当局，批判了援助国家各自心怀鬼胎的政客，批判了唯利是图的所谓慈善机构，有时候也会出于对现实的无奈而小小地自嘲一下，但却始终没有忘记呼吁每一个普通人为拯救那些最底层的10亿人做力所能及的工作。事实上，他这本书没有采用学术语言来写作，而更像一部富有感染力的文学作品，他之所以这样做，我想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够影响更多的普通人，获得更多的行动支持。他最终要主张的是：对全球发展问题的关注应重在最底层的10亿人而不是贫困世界的40亿人；最底层的10亿人内部，存在一场实现变革的勇敢者和反对他们的强权团体之间的激烈斗争，可我们却更多地只充当了旁观者——现在我们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不能再仅仅考虑援助，也需要考虑贸易政策、安全战略、法律调整以及新的国际章程。
 

□ 董志强

　　对于一个推崇理性的人而言，一本书之所以能撼动他并不容易泛起波澜的心灵，往往是因为那本书关注的恰恰是他自己长期关注的问题，并做了更好的表达，唤起了思想的共鸣。但一个人对某问题关注越多越久，并不说明他对这个问题就有更多的发言权；有时，恰恰是因为越得不到答案才导致个人越是要长期关注某个问题的。这也意味着，要评论我们真正喜欢的著作时，我们常常面临知识缺乏的困境。

　　我现在就面临这样的困境。一拿到《预知社会》，我就知道这会是一本我很喜欢的书。因为这几年我一直对着迷于这样一个问题：分散的个体行为，如何成就了社会的秩序？这本书恰好是要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些洞见。但同时我也感到，评论这样一本书可能会让我面临知识浅薄的困境，因为它的内容涉及物理学、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经济、商业乃至我们日常生活(比如在戏剧落幕时的掌声)等等太过广泛的领域。
　
　　对于从不思考“社会何以可能”这个问题的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井然有序的社会实在是稀松平常，毫无奇怪。但是，受困惑于这个问题的人，则会发现我们生活的社会，其实堪称充满奇迹和壮举。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说着不同的语言，做着不同的事，甚至有不同的行为目的和观念，我们也未必能与他人见面，或者通过声讯和视频进行联系，绝大多数时候也没有人给我们指令，但我们却完成了惊人的协调，在行为互动中秩序井然。这难道不是奇迹和壮举吗？

　　一直以来有许多的哲学家试图回答自发的个人行为如何成就社会秩序。亚当·斯密是最杰出的一位，他试图论证“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指引着自利的人们达到美好的社会结果。如果要上溯得更早，在哲学家霍布斯那里，他就已经试图如牛顿的机械论那样来建立关于社会秩序的理论了。

　　然而，真正深入到微观个体的行为来理解社会宏观表现的，也许应当从谢林算起吧。1978年，谢林在其名著《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一书中，就试图论证这样一个如今已被人们广泛接受的观点：许多个体在集体环境中做出决定时，往往会与直觉相违背。自谢林以后，一批关注于行为和演化的社会科学家，尤其是与圣菲研究所联系紧密的一批人，比如霍兰、阿瑟、鲍尔斯等，他们的研究加深了我们对于个体自发行为如何成就社会制度的理解。

　　到现在我似乎还没有真正介绍《预知社会》。我回忆这些属于演化社会科学理论的东西，跟《预知社会》有关系吗？不知道。但我感觉它们之间一定存在某些关系。至少，我在阅读《预知社会》的时候，就总是想起曾经读过的《隐秩序》、《涌现》等演化复杂性著作。它们是一类的，不仅仅因为它们都是科普著作，也因为他们都试图解释社会何以自发产生其秩序。但它们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前者更多地借鉴了生物进化的思想，强调适应性造就复杂性，秩序乃演化之物；而后者似乎更多的是物理学的类比，或者说是将物理学的思想和方法运用到研究社会秩序之中。所以，《预知社会》实际上是关于社会秩序及其演化的一个以物理学语言写成的版本。(当然，现代物理学也有两大阵营：高能粒子物理学和凝聚态物理学，前者强调对整体的分解来理解整体，后者强调对微观的聚合来理解整体。因此凝聚态物理学的思想更接近当代演化社会科学理论。)事实上，该书的作者鲍尔本身就是物理学博士，所以他在书中一直在试图推广“社会物理学”这一术语就毫不奇怪了。有趣的是，鲍尔多处引用的哈耶克，正是演化社会科学理论的先驱人物；同时鲍尔也承认了社会科学家谢林的影响，他说“本书所要谈及的社会物理学，就是以他(谢林)这本书(《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为基础的。虽说谢林不具备研究现代统计物理学的种种工具，但他却清楚地从社会科学中看出了物理学的定律。”

　　我不可能详细介绍《预知社会》的具体内容。一本逾五十万字的书，内容博大，何其厚重。但简要说来，在这本书中，鲍尔试图向我们展示，现代物理学的定律，如何可以运用于社会科学，深化我们对于人类行为法则的理解。他试图表明：在纷繁的社会中，虽然无法预知每个个体的行为，但是当个体数量达到一定程度，群体的行为就会表现得有章可循，就会在混沌中涌现出秩序和稳定；因此，关注个人决策对于法律和制度的影响，比之预测个体行为将更有价值；而我们也能够在不漠视个人自由意志的前提下预知社会。在内容安排上，鲍尔从霍布斯的数理政治哲学开始，进而讨论了斯密、康德、孔德以及穆勒对霍布斯理论的扩展；接下来尽力描述了当代物理学中的关键概念，比如自组织、相变、群集行为、混沌、分岔点、偏好依附网络和演化博弈论等等；然后，他展示了社会科学家如何可以将这些概念用于研究人类组织。

　　总的说来，鲍尔向我们展示了社会科学研究在最近三十年的一种变化，那就是朝向科学的但是反乌托邦理论的回归。鲍尔认为，我们必须关注整体现象和局部行动之间的关系，不漠视人的自由意志，承认个人的亲社会性、道德情操和非理性情感等等，这实际上也正是演化社会科学理论的重要主张。在当代，社会物理学和演化社会科学都正在兴起，当目前为止，虽然它们仍未能完整地回答“社会何以可能”，但是的的确确已帮助我们获得了大量新的洞见。

　　最后我想说，在这个流行速读的年代，这本书显得确实太厚了一点。不过也未尝不是好事，书越厚就越能挑选出真正喜欢读它的人，比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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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志强

　　两千多年前，苏格拉底宣称，唯一真正的知识就是知道自己无知；四百多年前，培根警告：当心我们被自己思想的丝线丝丝束缚；四十多年前，哈耶克告诫：人类应认识到自身知识的局限性。但人类并未在大师们的呼吁中，变得谦虚起来，反而自以为掌握着越来越多的知识而日趋自负。塔勒布的《黑天鹅》一书，再次深刻警示了人们如何受害于自己的无知，以及如何受害于对自己无知的无知。

 　　许多人认为世上诸事的状态服从正态分布，我们只需要关注平均的状态，因为特定个体不足以对平均状态产生大幅扰动。比如，随机挑选10000个人测度出他们的平均身高或平均体重，这时再加入另一个新人对平均身高或体重的影响将微乎其微。因为，即使这个新人的身高或体重是平均身高或体重的5倍(这是多么不可能的事啊)，那么它对平均身高或体重的影响也不到万分之五，可以忽略不计。

　　塔勒布把这种特定事件对总体的平均状态影响很小的世界，称为平均斯坦。对应于平均斯坦，他提出了极端斯坦这个术语来表示另一个与此对立的世界。在极端斯坦中，特定的事件将极大地影响总体的平均状态，或者说个体可轻易地以不成比例的方式影响整体。比如收入的平均量常常就来自极端斯坦，你可以对刚才挑选的10000个人计算出他们的平均收入，然后加入一个新人。假设这个新人就是比尔·盖茨，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平均收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收入分布并不是正态的，那10000个人财富仅占1%，而盖茨一个人的财富占了99%，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分布。

　　世界上的事件和现象，大都可以归入平均斯坦或者极端斯坦这两种模式。体重、身高、卡路里摄入量、餐馆老板的收入等等，它们来自平均斯坦；而财富、收入、单个作者图书销量、名人的名气、城市人口、特定词汇的使用频率、地震的损失、金融市场、商品价格、通胀率……等等，则来自极端斯坦。极端斯坦的清单将比平均斯坦长得多。而越来越复杂的世界，也正越来越多地遭遇来自极端斯坦的问题。既然如此，人们惯于以其偏好的平均斯坦观念去处理来自极端斯坦的问题，必然会麻烦重重。

　　比如说，过去1000天所发生的事件能够决定第1001天会发生的事件吗？这个问题正涉及到“黑天鹅”之由来。中世纪的欧洲人一直以为天鹅是白的，因为他们所见到的天鹅都是白的，所以人们也就简单地推测所有的天鹅都应该是白的。但是1647年，荷兰航海家在澳洲发现了黑天鹅，推翻了长期以来的欧洲人的信念。过去不能证明未来，人们不能只靠过去的经验去判断未来。

　　又比如，我们读人物传记时，很可能发现那些在商业上成功的人，往往具有勇气、冒险、乐观等个性和精神。很多人于是推断这些特点将有助于个人的成功。但果真如此吗？未必！因为，曾经有千千万万敢于冒险的人们在努力奋斗，他们绝大多数恰恰是因为冒险的策略而失败了；这就是说冒险并没有为他们获得成功提供额外的帮助。只不过，失败者从来不写回忆录(即使写了也没有出版商愿意出版，读者们也不愿意花钱去购买一个失败者的故事)，结果我们所看到的传记只是那些成功者的；但他们仅仅因为在冒险中更“幸运”才成功了，而不是冒险帮助他们成功。这就是沉默证据的问题：我们看得到的常常并不能说明问题，恰恰是我们未能看到的证据才揭示了问题的真相。

　　再比如说，面对这样一道题目：假设一块公正硬币每次正反面出现几率相同，那么抛出99次都得到正面后，第100次抛出得到反面的概率是多大？许多接受过良好统计学教育的人，会回答“50%”，他们说在你的假设下每次抛硬币的结果是独立的。但是那些对统计学并不精通的人，却极有可能认为，第100次出现反面的概率不到1%。仔细想想，他们的看法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公正硬币连续99次出现正面向上的概率几乎为0，既然如此，那么99次得到正面后，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这枚硬币被人做了手脚，它不再是公正的了。这个题目的两类回答者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一些受过良好学科教育的人，却只是在条条框框内思考问题；而另一些在学问上看来并不那么聪明的人，却跳出了条条框框，他们在科学和学问的竞赛上将没有优势，但在适应真实社会生活方面却有可能更成功。这种游戏谬误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在校学业优秀的人最后一事无成，而那些学业落后的人却在赚大钱。因为学校知识的简化与反启蒙性阻碍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理解。

　　甚至在问题的预测方面，人们通常接受的“专家更可靠”的观念，也是难以成立的。“专家”只是一群习惯“筛选”的狭隘思维的人，只有在那些事物不断重复而缺少变化的领域，专家才可能更具优势；对于变化频繁的领域，专家并不比普通人更具优势。所以，宇航员、飞行员、象棋大师、物理学家、理论数学家、会计师、精算师……这些的确是有优势的专家；而证券商、精神病医生、招生考官、情报分析员、经济学家、金融分析师、政治科学家、风险专家……这些所谓的专家在预测未来方面，并不会具有超越常人的优势。原因在于，在那些充满极端斯坦事件的领域，“黑天鹅现象”将会出现。

　　塔勒布所谓的“黑天鹅”，具有不可预测、影响极端并且难以事后解释的性质。如果把我们的知识分成已知、已知的未知、未知的未知三个领域，那么黑天鹅现象属于未知的未知领域。人类习惯上关注已知和已知的未知两个领域，但问题是对我们影响最为深刻的事件，常常来自未知的未知领域。所以塔勒布提出了一个与传统知识习惯相反的观点，那就是我们的世界是由极端、未知(对我们现有知识而言)和非常不可能发生的事物主导的；而我们却一直把时间花在讨论琐碎的事情上，关注已知和重复发生的事物。

　　极端斯坦造就黑天鹅现象，对黑天鹅事件的无知又产生前面提及的证实谬误、叙述谬误、沉默证据和认知扭曲、过滤性错误等等。这导致我们可能错误地解读了人类社会和历史。我们以为很多发现是人类努力的结果。但事实是，发现的经典模式常常是：你寻找你想要的东西，结果却发现了另外的东西。哥伦布为了寻找到达印度的新方法，结果发现了美洲；彭泽斯以为鸟粪导致天线的噪声，结果因为寻找鸟粪却无意发现宇宙背景微波辐射，为复兴大爆炸理论奠定了基础。今天深刻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计算机和网络，也是出人意料地发展起来的。这些都是黑天鹅现象。黑天鹅现象的存在使得历史并不是缓慢爬行的，而是活蹦乱跳式地发展的。因此，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常常难以预测也难以解释。当然，这样的思想对于某些读者并不陌生，因为在哈耶克、波普尔、熊彼特等人那里，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思想的影子。

　　那么，作为总希望创造美好未来的人类，应如何应对黑天鹅事件呢？塔勒布的建议是：一半对一半。一半时间对自己的事务超级保守，一半的时间则超级冒险，与一般人不同的是，在大家冒险的地方实行保守主义，在大家谨慎的地方则冒险；不要计较小的失败，但要提防最大的终极性的失败；不要担心人所共知的骇人听闻的风险，而要担心更为险恶的不为人知的隐蔽风险。当然，心态也很重要：应该藐视命运，珍惜幸运。我们能够活着本身就是极大的运气、一个可能性微小的事件、一个极大的偶然，“活着”本身就是一个“黑天鹅”事件。

　　最后，我特别将本书推荐给商业领域和学科领域的朋友们。对于前者，由于商业领域的问题常常来自极端斯坦，所以我想阅读这本书将会令您获得更为谦虚和明智的商业决策理念。对于后者，本书或许可以让我们跳出学科所局限的狭隘视界，对学科的教条保持一丝质疑。

□董志强

　　“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出现于上个世纪60年代，因此人们在习惯上认为全球化是最近半个世纪的事情。按照世界银行对于“全球化”的定义，即“个人和公司与其他国家居民开展自由交易的自由与能力”，那么大规模的全球化浪潮的确只是现代经济条件下市场扩张的产物。
　　但是，如果把全球化理解为全球性的联系，我们的视界就可以放得更宽。早在资本主义形成之前，甚至在非常远古的时代，人类的生活就已经全球化了。纳扬•昌达(Nayan Chanda)，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一位研究员，就试图让我们接受这样的观念。在《绑在一起：商人、传教士、冒险家、武夫是如何促成全球化的》一书中，他一直试图说明，全球化不过是跨越边界的融合，根本不是什么新生事物，从人类走出非洲开始，全球化就已经拉开了序幕。从古到今，人类从未停止重新建立联系的努力。今天的全球化和古代的全球化，差异只在于不断进步的新技术拓展了边界跨越的范围、速度和内容。
　　无论是古代的还是当代的全球化，除却一些其他因素外，都根植于人类寻求更美好、更充实的生活的基本欲望。有许多不同类型的个人推进了这一过程，但归结起来不外乎就四种人：追逐利益的商人、野心勃勃的武夫、热衷教化的传教士、寻求美好生活的冒险家。这些“全球化者”带着各自的目的离开家园和故土，开始远方的征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将产品、理念和技术传播到远方，而且在分散于世界各地的人群中创造了一种新局面——“世界一体意识的强化”。今天，依靠武力来迫使他人改变信仰的做法已经很少见，试图在世界上发现新的乐园的探险家也几乎绝迹，纯粹宣讲宗教的传教士也不多，但是全球化的推动者却越来越多。跨国公司、外国投资者是现代版的商人，非营利国际组织常常也是现代版的传教士。当然，这些现代版的“传教士”并不是为了宣传宗教，而是要将世界团结在“保护所有人类生命、自由和权利”的任务之下，按照“人权观察”组织的主任肯尼斯•罗斯的说法：“传教士的目标是让个人皈依。与他们不同，人权活动者的目标是让政府皈依。”但不论是昔日的传教士还是新兴的传教士，其行为的最终效果都是以更深厚的宗教和世俗观念之网络将人类结合在一起，并使世界缩小。
　　值得一提的是，昌达在本书中采取的是描述分析而不是规范分析。他很清楚，当前仍有许多关于全球化利弊的争议。一方面，全球化给各个国家带来了巨大好处，它改善了各国人口的消费福利，也使得不发达国家的工人获得工作（虽然通常工资不高，但比之得不到雇佣仍算得到了巨大改善）。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批判全球化带来了负面的后果，比如全球变暖、发达国家日用品价格增加和失业增加、发展中国家的童工以及贫困人群被边缘化等等问题。这些利弊的宣扬和指责都有其道理，对于利弊的价值评估显然也会因人们的认识和观念而有差异。所以该不该全球化本身注定是一个有争议的规范性问题。昌达的聪明在于，他回避了规范性的问题，他只是通过从古到今的诸多材料描述说明：讨论该不该全球化，或者反对全球化实际上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从人类社会最初到现在，全球化都不可避免，也从未停止过；也没有任何人、任何组织可以控制全球化；明智的做法是融入全球化。
　　尽管昌达认为全球化不可避免，但若因此认为他是一个主张自由放任市场的新自由主义者也并不恰当。他主张全球化应当通过国家之间的协作——比如WTO——来管理全球化，需要考虑社会正义来平衡利益。昌达对全球化中某些现状其实颇有微词，比如他对发达国家保护其农产品市场就持批判态度，因为农产品市场是贫穷国家有能力进入的几个极少数的市场之一，进入这样的市场有利于帮助穷国脱离贫困。他也认为，公司和非营利组织都有其特定的角色需要扮演，但最终政府需要偶尔的干预以避免全球经济失去控制或产生大量的边缘化群体。昌达试图告诉人们，当代对全球化的某些批判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些批判产生了一些误导。一个国家与其设置贸易壁垒和伤害移民，不如想办法利用全球化为自己带来好处。
　　《绑在一起》，这本书的名字也昭示着它不是一本学术性的专著，虽然它关注的是学术界所争议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实际上更像是一本人文作品，因为它涉及了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中诸多的事实和细节，比如早期的贸易路线、马匹的驯化、世界三大宗教的兴起、奴隶贸易……以及当代的万维网的流行，SARS疫病的传播等等。其讲述的话题涉及到心理、地理、哲学、科技、商业、军事等诸多领域。从中我们既可以读到全球化如何作为一个从未停止的融合过程存在，也可以读到不少意蕴深远、饶有趣味的趣闻轶事。
 

 　　美元“霸权”，常常被人们指为世界经济动荡的祸首。美国也从美元霸权中获益近七十年。而今，繁华却如昨日黄花，美元和美国经济正飘摇在如磐的风雨之中。

　　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协定确定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固定汇率的国际货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美元等同于黄金，因而成为国际储备货币。20世纪60年代美国实行货币扩张政策导致高速通货膨胀，各国为了降低金融风险减少经济损失而要求以美元兑换黄金。可是各国持有的美元太多，黄金储备不足。1971年，尼克松总统被迫关闭“黄金口岸”，宣布终止黄金与美元的固定兑换比率。从此，美元背后不再有黄金支撑，它仅仅成为一个流通符号。这一来，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实际上就使美国获得了向全球“征税”的“权利”：因为政府货币创造可以带来收入，美国只需要多供给美元，就可以通过新增美元的购买力掠夺那些持有美元国家的真实财富。

　　历史事实是，不管美联储口头声称的如何，它奉行的确实是扩张货币供给的单一货币政策。举债消费，然后增加货币供给，造成美元通货膨胀为自己减轻债务的同时掠夺各国的财富，这就是美元霸权时代美国政府对其他国家不负责任的行为。

　　如今，美国外债高筑，而GDP有70%来自消费，这意味着美国基本上是借钱消费。过度的消费导致储蓄匮乏。而没有储蓄就没有资本积累，经济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增长。所以现在的美国，早已失去了作为世界领先工业国和世界最大债权国的荣耀，已成为一个失去工业竞争力的最大债务国。“当前的美国既没有储蓄，也不参与生产，而是不停地消费和借贷，日趋依赖于国外的供应商和借贷机构。”

　　日益沉重的债务下，不能排除美国政府很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那就是大量供给货币，一面制造通货膨胀，一面补贴美国国民，而这就是对中国这样的储备大量美元国家的公然掠夺。美国这样做了吗？好像是的！甚至2006年，美联储的新举措开始不再发布有关M3的数据，意味着其通胀制造进入了暗箱操作时代。然而，不负责任的行为必然也要承担不负责任的后果；美元滥用霸权的结果必然是全球抛弃美元！在《美元大崩溃》一书中，作者希夫宣称，美元的贬值，再加上工业竞争力的丧失，最终会使美元失去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各国的储备货币将转向其他的货币或货币组合，大量“过剩的美元”将流回美国，美国最终会面临国内恶性通胀。到那时，任何有关美国庞大的经济不会崩溃的神话都会一一破灭，美国将陷入前所未有的经济衰退和恶性通胀之中。

　　《美元大崩溃》，这本书的英文名直译应该是《防止破产：如何从即将到来的经济崩溃中获利》(Crash Proof: how to profit from the coming economic collapse)，告诉人们在当前美元面临潜在危机时候如何改变投资以自保，但我感兴趣的是它对美国飘摇的美元和倾斜的帝国经济的分析。也许我还不能同意希夫先生某些偏激的观点，事实上主流的观点完全不同意希夫先生；但在美元和美国经济前途暗淡这一点上，作为一个悲观主义者，我无法不认同他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