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改革与理论》2000年第8期）
■董志强
世界上可能没有任何一个领域向社会学这样纷繁复杂，人类社会系统是最为复杂而难以认识的系统。自19世纪社会学出现以来，其理论观点也层出不穷，从孔德的实证主义社会学、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韦伯的理解社会学，乃至美国的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冲突理论和符号互动论等，不一而足。在70年代，经济学家Gary Stanley Becker把经济分析引入社会学研究，更是取得了空前成功，Becker本人也因为“将微观经济理论扩展到对人类相互行为的分析”而获得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Becker认为经济学是“充分享受生活的艺术”，经济学研究方法提供了应用于分析一切人类行为的结构。他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开篇写道：“今天，经济研究的领域业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
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透过经济学的视角，婚姻应是什么一个样子？关于婚姻的经济分析理论可以参见Becker的《家庭论》（A Treatise On The Family），而其他的学者对此也进行了很多研究。当然在这里我们不打算涉及太正规化的理论，我们只是用经济学方法来考察一下现实生活。我们会发现，即使在婚姻这样高度感情化的领域里，经济学逻辑仍然是在起作用的。
人为什么要结婚、离婚？怎样才能降低离婚率？为什么婚姻介绍所大行其道？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单身或者不要孩子？为什么有些夫妻感情不好却仍然凑合？当今出现的“网络恋爱热”有其理性基础吗？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上述问题都不是难以解释的问题。人们结婚的目的是在于希望从婚姻中获得最大化的收入。如果婚姻收入超过单身收入，那么人们会选择结婚，否则就会宁愿选择独身。结婚有收益，比如两个人可以互相照顾，或者获得社会的“正常”评价和认可，由于规模效应而节约生活开支等——曾经有位学生要我具体说结婚的规模效应，我说：“两个人单独生活要两套厨具，两个人结婚后只需要一套厨具，这就是规模效应。”结婚也有成本，比如搜寻婚姻产品信息，请客吃饭，在恋人身上的投入、下聘金、负担责任等等。人们结婚与否，总是在婚姻的成本和收益间权衡。
婚姻是一种商品。如同所有商品可以在市场上交易一样，婚姻也存在一个交易市场——婚姻市场的存在也表明人类的婚姻具有高度的系统性和组织性。我们知道，市场实际上是一套有关交易的制度安排，是人类在相互博弈中形成的一个均衡结果。我一直认为，人类婚姻与动物社会的本能性质求偶有显著不同，动物社会没有形成婚姻市场，因此其情爱行为处于缺乏组织的无序状态；而人类社会因为有了婚姻市场，从而在婚配选择上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高的质量。
在一个自由竞争且信息完全的婚姻市场上，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最佳伴侣，从而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但是自由竞争和完全信息的假设常常并不存在，因此才有了“孽缘”或者不幸的婚姻！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时代里，婚姻主体双方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没有选择自由的，而且男女不平等的现实破坏了公平交易，因此婚姻市场的竞争受到破坏，婚姻市场就缺乏效率。
在不断文明化的当代，公平竞争和婚恋自由已经深入人心，许多国家业已立法保护婚姻自由和自主，婚姻市场的自由竞争基本上得到了保障，因此婚姻市场效率的关键在于信息机制。能否及时、准确掌握婚姻市场上的信息，是一个人能否从婚姻市场上获得最大化效用的本质所在。但是，完全信息的假设在现实中荒谬得不能成立，所以求偶的人们需要在市场上进行大量的信息搜寻。搜寻信息是需要付出成本的，比如耗费经历金钱等——最直观地，当你试图了解一个人是否可以做伴侣时需要花时间与他接触并在他身上进行各种投入——如果这成本很高的话，超过婚姻的预期收益，那么这个求偶的人可能宁愿（或者被迫）选择独身。现代社会独身的人越来越多，可能有很多原因，但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现代人很忙，搜寻婚姻信息的（机会）成本很高。而且，实际调查发现，白领阶层比蓝领阶层独身更多结婚更晚，其原因也很大程度上在于白领阶层更忙，有更多赚钱机会，因而进行婚姻信息搜寻的成本更大。
对交易物相关信息的了解是形成交易的必要条件。没有信息就意味着交易的风险无穷大从而遏止了交易行为。婚姻市场的信息是婚姻产品交易的前提。为了解决婚姻市场的信息问题，人类有了相应的制度安排，最典型的就是“红娘”和“婚介所”的出现。红娘和婚介所都是专门搜寻、处理、提供婚姻产品信息的职业机构。历史作为一种实证材料支持了我们的分析，传统社会人们交往范围狭窄，因此红娘大行其道；现代社会人们交往的范围更大了，因此在“婚姻介绍”也开始向规模化发展，婚介所就特别发达。纽约华尔街有一家专门为富豪开办的婚介所，生意特别兴隆，原因就在于富豪们日理万机没有时间恋爱，需要这类信息机构来完成终身大事。当然我们也看到成千上万的人并未经过中介而自由恋爱直到走入婚姻殿堂，这类人常常是他们相互有频繁的接触机会，获得信息的成本已经变得很低的缘故。
对“红娘”与“婚介所”的考察不仅仅只揭示婚姻市场信息问题，更为一般的涵义在于，它们同样可以揭示：人们追求幸福的本能会推动市场制度变的更有效率。因此，最好的制度安排并不总是一开始就设计好的，而是人们在不断的博弈中相互协调和斗争的结果。
婚姻既然作为一种产品，当然就有质量问题，我们称之为婚姻的品质。有的人们获得了高品质婚姻，因此一生恩爱白头偕老；有的婚姻显然是劣质品或者不合格品，因此亮起黄灯各奔东西。这仍然可归结为信息问题，婚姻的品质信息不完全。Becker曾指出，很多人在结婚前都千方百计想了解对方，但由于时间短缺、知识片面等原因，人们难以获得完全、准确的信息，因此草率结婚就成了离婚的重要原因。
但是，是不是不幸的婚姻都会以离婚告终呢？答案却不一定。离婚也需要成本，而且要寻求新的伴侣也需要投入时间、精力、货币等资源，如果离婚对子女的心理成长会产生不良影响，那这也可算是一项成本，所以也有不少的家庭，尽管并未真正得到最大化的婚姻效用，但是仍不原打破已经存在的家庭。一个人只有在从离婚中得到的效用大于离婚的成本之时，他才会选择离婚。
我们现在还可以分析一下当前非常时髦的“网络恋爱”。许多的人都在就网恋发表各种评论。其实网恋的兴起只因为其搜寻成本非常低，对于一些勤与电脑相伴的网民来说，通过网络来进行一场恋爱所需要的成本及其低廉，比如搜寻一个异性只需要几秒钟，送一束电子鲜花根本不花钱，又少了面谈的紧张和尴尬（这也是一种心理上负担的成本）。有调查表明，容易陷入网恋的人常常是性格内向或工作繁忙的网民，而他们在现实中要恋爱需要付出的成本比一般人要高。由网恋而步入婚姻殿堂的人非常之少，网恋成功率之所以低，原因则在于：网络给人留下的想象空间太大，于是难以了解对方的完全、准确的信息，当然对于婚姻产品的品质的信息，也就难以把握了，从而婚姻产品交易的风险加大，于是交易的数量就会很低。
把经济学方法用于分析婚姻问题，我们还可以有一些有趣的结论。比如一般而言，婚姻质量比较好的组合是夫妻双方志趣相投但各有所长，因为这样的组合可以更好地发挥双方各自的比较优势；而志趣不投、技能也不互补的夫妻，其婚姻质量就会差一些。当然这并非绝对，关键还在于夫妻双方是否适合于对方。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张俊森教授曾就婚姻问题做过计量分析，得出得结论也是夫妻双方在互补性的特征上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在替代性的特征上存在着负相关的关系。
可能有人会问，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婚姻问题又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当年Becker人类行为经济分析的论文曾长期积压迟迟得不到发表，说明至少人们曾经对人类行为经济分析不以为然。就婚姻而言，它并非仅是一个很有趣的社会问题，也是很重要的经济问题。张俊森教授在北大演讲中说：“婚配选择会影响社会不平等的产生和持续存在，会影响婚姻的稳定性、夫妻双方在劳动市场的表现以及父辈的有效资源配置等等，甚至还会影响到政府转移支出项目的有效性。”因此，对婚姻的经济分析倒也名正言顺了，因为哪些经济分析的结论有利于我们合理制定公共政策。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研究，我们不仅可以窥视到人类婚姻历史的许多方面，而且可以指导人们未来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