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从未停止的融合
《董事会》杂志2008年07期
□董志强
“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出现于上个世纪60年代，因此人们在习惯上认为全球化是最近半个世纪的事情。按照世界银行对于“全球化”的定义，即“个人和公司与其他国家居民开展自由交易的自由与能力”，那么大规模的全球化浪潮的确只是现代经济条件下市场扩张的产物。
但是，如果把全球化理解为全球性的联系，我们的视界就可以放得更宽。早在资本主义形成之前，甚至在非常远古的时代，人类的生活就已经全球化了。纳扬•昌达(Nayan Chanda)，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一位研究员，就试图让我们接受这样的观念。在《绑在一起：商人、传教士、冒险家、武夫是如何促成全球化的》一书中，他一直试图说明，全球化不过是跨越边界的融合，根本不是什么新生事物，从人类走出非洲开始，全球化就已经拉开了序幕。从古到今，人类从未停止重新建立联系的努力。今天的全球化和古代的全球化，差异只在于不断进步的新技术拓展了边界跨越的范围、速度和内容。
无论是古代的还是当代的全球化，除却一些其他因素外，都根植于人类寻求更美好、更充实的生活的基本欲望。有许多不同类型的个人推进了这一过程，但归结起来不外乎就四种人：追逐利益的商人、野心勃勃的武夫、热衷教化的传教士、寻求美好生活的冒险家。这些“全球化者”带着各自的目的离开家园和故土，开始远方的征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将产品、理念和技术传播到远方，而且在分散于世界各地的人群中创造了一种新局面——“世界一体意识的强化”。今天，依靠武力来迫使他人改变信仰的做法已经很少见，试图在世界上发现新的乐园的探险家也几乎绝迹，纯粹宣讲宗教的传教士也不多，但是全球化的推动者却越来越多。跨国公司、外国投资者是现代版的商人，非营利国际组织常常也是现代版的传教士。当然，这些现代版的“传教士”并不是为了宣传宗教，而是要将世界团结在“保护所有人类生命、自由和权利”的任务之下，按照“人权观察”组织的主任肯尼斯•罗斯的说法：“传教士的目标是让个人皈依。与他们不同，人权活动者的目标是让政府皈依。”但不论是昔日的传教士还是新兴的传教士，其行为的最终效果都是以更深厚的宗教和世俗观念之网络将人类结合在一起，并使世界缩小。
值得一提的是，昌达在本书中采取的是描述分析而不是规范分析。他很清楚，当前仍有许多关于全球化利弊的争议。一方面，全球化给各个国家带来了巨大好处，它改善了各国人口的消费福利，也使得不发达国家的工人获得工作（虽然通常工资不高，但比之得不到雇佣仍算得到了巨大改善）。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批判全球化带来了负面的后果，比如全球变暖、发达国家日用品价格增加和失业增加、发展中国家的童工以及贫困人群被边缘化等等问题。这些利弊的宣扬和指责都有其道理，对于利弊的价值评估显然也会因人们的认识和观念而有差异。所以该不该全球化本身注定是一个有争议的规范性问题。昌达的聪明在于，他回避了规范性的问题，他只是通过从古到今的诸多材料描述说明：讨论该不该全球化，或者反对全球化实际上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从人类社会最初到现在，全球化都不可避免，也从未停止过；也没有任何人、任何组织可以控制全球化；明智的做法是融入全球化。
尽管昌达认为全球化不可避免，但若因此认为他是一个主张自由放任市场的新自由主义者也并不恰当。他主张全球化应当通过国家之间的协作——比如WTO——来管理全球化，需要考虑社会正义来平衡利益。昌达对全球化中某些现状其实颇有微词，比如他对发达国家保护其农产品市场就持批判态度，因为农产品市场是贫穷国家有能力进入的几个极少数的市场之一，进入这样的市场有利于帮助穷国脱离贫困。他也认为，公司和非营利组织都有其特定的角色需要扮演，但最终政府需要偶尔的干预以避免全球经济失去控制或产生大量的边缘化群体。昌达试图告诉人们，当代对全球化的某些批判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些批判产生了一些误导。一个国家与其设置贸易壁垒和伤害移民，不如想办法利用全球化为自己带来好处。
《绑在一起》，这本书的名字也昭示着它不是一本学术性的专著，虽然它关注的是学术界所争议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实际上更像是一本人文作品，因为它涉及了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中诸多的事实和细节，比如早期的贸易路线、马匹的驯化、世界三大宗教的兴起、奴隶贸易……以及当代的万维网的流行，SARS疫病的传播等等。其讲述的话题涉及到心理、地理、哲学、科技、商业、军事等诸多领域。从中我们既可以读到全球化如何作为一个从未停止的融合过程存在，也可以读到不少意蕴深远、饶有趣味的趣闻轶事。
Posted by 董志强|DONG-Zhiqian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