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理论》2001年第5期
□董志强
自年初以来，中国逐步取消了一些行业市场的价格管制，比如民航。3月15日，朱总理答记者问指出，中国政府将对电力、电信、铁路和民航等进行体制改革，改变其垄断地位。3月26日，国务院体改办主任王歧山宣称，中国将把推进垄断行业的改革和重组作为“十五”时期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四月初的媒体，兴奋地报道了中国向垄断宣战。其间，一些经济学家，比如张维迎，关于放松管制的言论起到了巨大的推波助澜之功。我们完全可以预期，中国经济正踏上一条通往自由与繁荣的道路。
一、管制者管制了什么？
管制的含义有很多种。我们讲到的管制是政府对市场价格与竞争等实施行政干预的那些活动。管制是一个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词语，不过，在经济学家嘴里，“放松管制”出现的频率更高。
经济总是不停地起伏波动，而政府总希望能熨平这些波动，甚至不惜动用各种管制手段。遗憾的是，经济运行的基本的规律却表明：没有风险就没有利润；没有波动就没有增长。管制破坏了这个规律，因此管制需要为此付出代价。
我们常常强调制度很重要，因为制度的背后预示着人类的行为。管制政策作为一种制度，将不可避免地对人们的行为产生相应的激励——只不过，这激励或许是我们所期望的，又或许不是我们所期望的。管制政策，正是通过改变被管制者的行为，来改变了经济绩效。
当然也有一些管制并不影响人们的行为，那么这种管制也就不具有效力，从而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禁止把铁变成黄金”法律，或者把最低工资定在均衡工资以下，这些管制都是无效的。有些事情，即使没有法律规定，我们永远都不会去做，那对这些事情进行管制又有什么作用呢？
管制究竟为着何种目的？的确费人思量。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为着保护市场上的某一方利益而做出的。我们常常善良地认为，不论管制好不好，它们的初衷总是好的。非也非也！管制是博弈的一个结果，只有那些可能从管制中得到好处的人，才会支持管制政策；而已经从管制中得到好处的人，则会强化管制政策。但是，那些人的利益与社会的利益，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科斯说的很好：“真正感兴趣或能控制其事情发展的人是那些管制者，而他们的利益和其他人的利益并不一定一致。现在政府的规模大到可能有上百个机构能够实行管制，侵害正在发生的事情。除了侵害他们的人以外，没有人知道这些。因此他们有兴趣看到的是管制具有帮助他们的特征，这样您得到大量坏的管制。”
即便是那些“愿望良好”的管制，我们也需要问一问，它们的目的达到了吗？科斯的回答是：“我们发表在《法和经济学中》中的研究发现几乎没有什么好的管制。”
大量的事实确乎在支持这个结论。弗里德曼研究了美国的医药管制，该管制的确提高了药品的安全性，但是由于医药管理官员考虑自己的责任，结果许多新药被积压得不到批准。弗里德曼说，大量患者因为吃不到更新更有效的药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可能远远超出了政府防假药减少的死亡人数。又如最低工资的立法，结果是造就了更多的潜在受害人群。对国际贸易的管制，结果是国内消费者利益受到损害，而国内企业也常常难以真正成长起来。劳动力流动限制的管制，既损害了资源配置效率，也侵犯了人们可以自由迁徙的权利。一些发展中国家为刺激投资而实行的“利率上限”管制，除了造成信贷收缩和投资下降，产生寻租与腐败，阻碍金融系统的发展以外，还有什么结果呢？
也许，我们还可以天真地想，这世界上可能还是有一些好的管制政策。遗憾的是，至今我们没有能力去详细评估所有管制政策的成本与收益。经济的体系如此庞大，我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那些管制是好的那些管制是坏的。但是，我们可以确知的是，迄今为止的经济学研究中，还没有发现什么是好的管制。
管制者究竟管制了什么？施蒂格勒说，数不清的管制行动最终所能证明的，并不是这种管制的实际效力，而是人们有受管制的愿望。或许，这里还该加上，管制者有管制的愿望。是的，管制者所管制的，要么是什么也没能管制，要么是保护了特殊阶层的利益而不顾牺牲社会福利。两者都是管制者的失败，这就是经济学的回答。
二、管制与垄断
价格管制理论的一个隐含意义是，如果没有管制，就会产生过分强大的垄断力量。但中国的管制似乎有些例外。在中国，管制不是用来对付垄断的，而是维护垄断的。比如民航、电信的价格管制。管制价格在均衡价格以上，白白让消费者和企业都感到痛苦。但是这种管制效果如何呢？事实胜于雄辩，大家有目共睹。
当然，也有维护消费者利益的管制。铁路的管制价格是远远小于均衡价格的，结果是产生了黄牛党以及铁路部门内部职员的寻租行为。春节后，我从福建回重庆算是彻底认识到这一切。提前一周打电话订票（车站规定是提前5天），结果仍然告之没有票了。最后我从一个“黄牛”手中以票面价格两倍的价格买到卧铺。那“黄牛”告诉我， “车票根本不对外，全交黄牛去倒卖”，利益当然要分享。我不痛惜我的钱，我痛惜的是，为什么这种票价管制居然可以长期如此而不被取消。名义上保护消费者，实际上消费者并未得到保护，反倒富了一批不法分子，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败。
管制对管制者来说一种特权，特权与寻租行为和特权垄断是紧密联系的。尤其是中国，许多的事情都有劳政府，结果政府常常费力不讨好。电信、电力、铁路、民航的垄断地位无一不由当初政府的过度进入和干预造成。朱总理在谈及垄断行业也幽默地引用顺口溜：银行加证保，两电加一草，石油与石化，扫地的拿得也不少。依仗垄断地位，欺负消费者，编制种种理由向政府施压，已成为中国垄断行业的“光荣”传统。
另外一些垄断与明显的管制似乎没有关系，但与管制的道理一样，由于政府赋予机构或组织特权，从而产生一种新式的垄断。一个简单的例子是职称考试。现在又到了职称考试的时节，围绕职称考试不知又要发生多少有趣的事情（譬如作弊、譬如考前漏题卖题）。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国家来组织资格考试。很值得思考的是，考职称的人们常常可以在考前几周得到答案。而围绕职称考试指定教材又发生了多少腐败？主管机构从中得到多少灰色收入？更可笑的是职称计算机考试，当人们都用上更高级的系统的时候，它要考的偏是几年前的内容。在我看来，一切资格考试不应由政府来主持，应该由行业协会来主持，甚至就由企业自身或者企业联合或有名望的企业来认证。我们向来只听说职称考试中有腐败，却从不曾听说“微软认证”有腐败，这值得我们思考。企业以何种职位招聘某个人，除了特殊行业外，也并不需要以职业资格证书为准。因为，职业资格考试结果并不是完全公正的，企业自己会进行判断。包括学术职称评审也是这样。因为名额有限制，加之监督困难，职称评审不一定是学术水平为准，它与权势和关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武汉不是就暴出过此类事件吗？
垄断有很多种，我们难以一一列举。在中国，除了传统的垄断，也有学者（如张维迎）提出要注意新形式的垄断，比如中介组织和非政府机构的垄断、政府部门立法的垄断以及政府对产品需求的垄断等。但不管是那种垄断，对于中国而言，打破垄断都是与放松管制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中国的垄断都是政府行为的结果。
三、通往自由与繁荣之路
放松管制，打破垄断，是中国经济通往自由和繁荣的必由之路。
有经济自由，才会有经济繁荣。古今中外的经济史无不证明了这一结论。没有国家的干预固然是不好的，但是国家干预深重对于发展中的经济可能同样是灭顶之灾。正规的研究同样揭示了这一点。比如英国科学院院士Peter Bauer（1992）研究得到的结论就是：经济自由和经济发展间存在的相互关系是毋庸质疑的；经济最自由的国家享有最大程度的繁荣。这很好理解，经济愈自由，则留给公民的发挥其能力的余地就越大，其创造财富和获得报酬的数量就越大。
市场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却可以解决绝大部分问题，包括在现阶段许多的由政府来解决的问题，而且市场将比政府解决得更好。因为有限的知识使我们从来不可能找到一个最好的政策，我们不了解我们社会的成员以及他们每个人的思想和偏好，从而无从知晓他们行动合力的方向、大小。我们的政策因此随时可能伤害到这股合力。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那些人自由努力。
一个自由的社会，必然应该是，人们不会因为政府的原因而不能达到自己的合理目标。当不恰当的政策扭曲了人们的行为，整个社会都将为此付出代价，那就是衰退。自由也有自我强化的趋势。从缺乏自由到得到一些自由，人们会表现出更多的潜在创造能力；但是，他们也会进一步要求自由，否则就会重新陷于怠惰。因此，走向自由的改革是需要不断前进的。
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中国的经济愈来愈走向自由。当然，愈改革，遇到的问题也愈艰难，如何彻底解除各种管制、打破各种垄断就是改革到深沉处需要面对的困难。可喜的是，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压力，学者们的呼吁，改革中的一些沉痛教训，终于使人们逐渐意识到我们所面对的问题的严重性。终于可以下定决心向管制和垄断开战。在新的世纪伊始，拉开了中国经济真正走向自由繁荣的帷幕。
在乐观的同时，我们同样需要意识到，好的开端仅仅预示着成功的希望，但决不是已经成功。中国与管制和垄断斗争的岁月也许还会很漫长。政府希望用10-15年来打破管制和垄断，但这仅仅是产业领域的管制和垄断。实际上，在一些要素领域，放松管制也同样迫切。比如，放松劳动力市场管制，尤其是解决现存的二元户籍问题，解除政府对农村劳动力的歧视问题（比如限制其“盲目”流动等），以及维护企业的雇佣与解雇权利等，消除各种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态等，都非常的重要。特别地，在入世和融入全球经济过程中的时候。
我们既兴奋又忧虑地注视着未来。我们看到经济自由的曙光，却又害怕它会脚步蹒跚，赶不上经济发展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