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21世纪评论》2001年5月14日
□董志强
历史就是这样，关于某个问题的呼声越高之时，也正是该问题最迫切需要解决之际。政府管制之于今日中国，亦复如此。目前大家的呼声都还集中在产业领域，针对劳动力市场的呼声，尚不够强烈。
是的，政府应当放松管制，不仅在产业领域，也包括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的管制常常是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但这种保护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四川有一家彩电企业，北京也有一家彩电企业。四川那个企业每月支付400元就可以雇佣一个工人；而北京那个企业，它本来也可以月薪400元雇佣四川籍工人，但由于北京市对外来劳动力有准入的限制，于是它不得不以月薪1000元的价格雇佣本地工人。
这样，北京企业比四川企业有高得多的劳动成本。在彩电这样竞争激烈的行业，利润率本来就低；所以，尽管北京那个企业有先进的生产线，但最后还是垮掉了。由此很难想象，为保护本地劳动力而对外来劳动力设置准入障碍的管制，会有一个好的效果。
在劳动力市场，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干预和管制不少。因此，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常常是行业、地域、城乡分割的。政府管制最终所能证明的，并不是那些管制的实际效力，而是希望管制或被管制的愿望。正是那些管制，使雇佣主体双方的行为发生变化，从而影响经济效率。
譬如政府对国有企业工资分配的管制。当然，要研究它的效果就必须以未受管制的企业作为参照，比如非国有企业。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工资分配有明确的政策指导，对非国有企业的指导则少得多。结果国有企业的工人收入稳定而差距较小，非国有企业收入不很稳定而差距大。
于是，国有企业优秀的工人将前往非国有企业获取更高的收入，而平庸的工人则留在国有企业拿“旱涝保收”的工资。这是中国转轨期间的劳动力市场的特征。结果是，国有企业失去了竞争能力，因为它那受政府“指导”的收入分配政策对优秀人才不具有吸引力。
回头一看，那些支持国家干预收入分配的人，也正是那些平庸的劳动者；而国家对国企收入分配的干预，也恰好使他们变得更平庸。企业没有了效率，资源不能充分利用。
不难看到，“高校毕业生原则上回生源地就业”政策，粉碎了多少青年学生选择工作地的自由？户籍与地域流动限制，成为多少人心中不灭隐痛？最低工资立法，造就了多少潜在的受害人群？强制性的过高的加班费，提高了多少做生意的成本？
有人担心，放松劳动力市场管制会带来无秩序。否！以劳动力流动而言，今年２月，劳动部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各地限制民工盲目流动；但可以想象，即使没有这种管制，民工也会从盲目流动的损失中吸取教训，从而自觉调整自己的行为，使这种“盲目性”逐渐消失。而一旦有了限制，这种学习过程反而遭到了破坏。
加入ＷＴＯ后的中国，必然放松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正如去年诺奖得主赫克曼指出，面对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必须放松劳动力市场的管制。这包括构筑一个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也包括保证市场主体自由签订劳动契约的权利。
当然，并非所有的劳动力市场管制都是坏的，比如在劳动者对工业卫生信息缺乏的情况下，制定工业卫生标准就很有必要。但是，正如科斯所说：“如果政府在经济中的干预大大减少的话，我们就会得到更多明智的管制。我不知道这是否正确，但无论如何，这是我自己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