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志强
“人力资本理论之父”、1979年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1968）曾深刻论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常常存在着关于人力资本的制度滞后（比如内部迁移、职业改换、歧视等），这可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制约。近几十年经济增长的现实表明，许多国家的确忽略了舒尔茨的提醒。直到今天，类似的问题仍然使得世界上许多国家限于贫困不能自拔。痛定思痛：制度，的确是增长的灵魂。
一、经济增长的现实
最近几十年来，在各国的发展历程中，人们逐渐注意到两类不同的现象：一是不少国家的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作用巨大；二是另一些国家虽然积累了一定的人力资本，但经济增长的效果却并不明显，没有取得相应的进步。前者如日本、韩国等，后者如斯里兰卡、菲律宾、改革前的越南等。
过去，人们一直以为，只要提高了人力资本存量，就可以获得经济增长的长期能力。但是一些国家案例否定了这一观念。许多国家人力资本存量很高，但是经济却没有表现出相应的绩效。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前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苏联的资本积累占GDP的份额远比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多，而且在增进公众教育上的投入也不菲，但是在生活水平提高方面却远比上述四个东亚地区经济差；作为后继的俄罗斯，与经合组织（OECD）国家和东亚一样，其公民受到较好的教育，识字率几乎100%，但其1990-1997的GDP不但没有增长，反而每年衰退9%。
印度是又一个典型的例子。印度建国以来，一直就没有摆脱贫穷状。50年代，按照货币购买力调整后，美国和欧洲的人均资产是印度的六倍，1990年则已是12倍；中国与印度基本上同时建国，50年代中印两国经济基本上处于同一水平，但现在，国际公认中国经济状况远远比印度好。最近10年，印度虽然有增长，但增长缓慢甚至停滞。与印度低劣的经济绩效鲜明对比是，印度的人力资本不可谓不高：印度的人力资源数量超过一亿，就其质量而言，至少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好——虽然缺乏统计资料，但是有一则调查可以说明印度人力资源质量，那就是移民美国的印度人是所有美国移民群体中平均收入最高的。而且印度人大多讲英语，这在国际市场上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无论是传统的增长理论，还是新增长理论，都无法对上述增长的现实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这也是增长理论长期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就我们现在的认识而言，我们尚不能完全明白经济增长的机理。但有一点却是愈来愈明确的，增长是一系列事件导致的结果，除了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本，还与社会的制度安排、人民的致富愿望和动机以及其他因素联系在一起。其中，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现代增长理论中最薄弱的环节就是增长过程中制度性因素的研究（邹刚，1993），因为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都与制度变迁明显地联系在一起。明白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在人力资本较高的国家里，有的经济增长表现不俗，有的却极为平淡。
二、制度与经济增长
由于North等经济学家的努力，人们开始认识到制度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事实上，近年来的增长现实的确有其制度因素。
一谈到东亚奇迹的成因，一般都认为这与东亚国家或地区大力发展教育、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缩短知识差距联系在一起。的确是这样，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它们的增长奇迹与促进人力资本作用的制度也是密切关系的。譬如教育制度，香港的私人教育作为教育体系的重要部分，在香港的人力资本积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台湾有比香港更完善高等的教育体系；另外，香港和台湾一直奉行对经济少作干预以及开放政策，经济自由更是香港的传统，市场制度对人力资本的有效配置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开放政策也使得台湾获得了发展初期所需的物质资本（有物质资本才会有对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对于日本，制度创新更是一种增长源泉；尤其是，青木昌彦(1998)认为微观的、组织内部的协调，认为在企业内部信息分享基础上自发形成的交叉工作协调秩序是战后日本总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韩国的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积累之间，更是相互促进，收入的增加和分配政策所提供的激励刺激了人力资本投资（Lee,1999）。
回过头来看看前苏联。它的经济表现不好可能与缺乏完善的法律框架、腐败（会影响投资）和市场的竞争是否受到有效保护和促进有关。尽管有高的人力资本，但是由于它对外商投资、合作和创新设置了一些限制，从而使该国人民的工作能力与世界其他地方可得的新信息变动不能适应，结果经济衰退。平乔维奇（1999）曾详细分析苏联的国有制对创新发展有阻碍作用，造成制度创新动力不足；他也论证了苏联型经济体制创造了一些独特的激励和交易费用，这些激励和交易费用，反过来导致了资源配置的失误，从而影响了经济绩效。
印度是一个最有力的案例。它官僚机构遏制了人力资本作用，人们用“印度病”来形容这种状况。印度虽然很早建立了市场经济，但是政府对市场的践踏使市场制度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VIEW（Venture Investors in the Emerging World）集团的负责人Jonathan J. Everett（2000）曾详细说明，人力资本被类似社会主义的官僚机构所窒息，是印度近年来增长停滞的原因。在吸引外资方面，政府的办事效率低下以及政治原因阻碍了很多投资，比如一个项目需要层层报批（类似于中国计划体制时代），结果不但在时间上拖延很长，也产生了官员的寻租和腐败(印度的的官僚体系常常是寻租理论刀下的标本)。据98年《亚洲风险资本杂志》，印度是吸引风险投资最少的亚洲国家之一，仅高于巴基斯坦。由Everett负责的Enron 项目，本来是印度历史上最大的外商投资项目，但是，由于印度政府部门不断的耽搁，以及政治原因而导致几亿的附加费用，最终使得Enron项目未能实施。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本身资本就非常缺乏，又不注重外资引进，结果造成对人力资本需求的缺乏，人力资本不能发挥作用。许多的外资本来可以引进，从而增加就业，提高人们收入，但都被政府所阻碍。印度政府的不良制度安排浪费了大量的经济资源，这些资源本来可以在其他地方更有益地利用或者在私有部门得到更有效的使用，同时也打击了印度人民工作的积极性。不过，颇为意味深长的是，在软件产业上，印度政府实行了与传统产业不同的政策，传统势力和旧制度的残留物少，结果软件业十分发达，这个例子反过来又证明了制度对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重要。
当然，试图以人力资本作用的制度因素来解释人力资本在不同国家产生的不同绩效，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过其道理并不难理解，假如一个国家的制度对劳动者缺乏激励、处处制肘、没有给人力资本提供发挥能力的舞台，那么这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会有良好的表现吗？
制度何以会对经济增长的绩效产生影响？诺奖得主Lewis（1955）认为“制度促进或者限制经济增长取决于制度对努力的保护，为专业化所提供的机会，以及所允许的活动自由”。新制度经济学更深刻地认识到，制度影响经济绩效是因为制度对人的行为具有影响（制度本来就是指导人们行为的规范）。制度包括书面的、正式的，比如宪法、法律、规则、合同等，也包括非正式的比如价值观、道德规范等。对于公共政策设计人员，可以通过改革制度来改变个人或团体行动的成本和收益，改变人们的行为，从而也会对经济绩效产生影响。汪丁丁（2000）也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是深深扎根于其文化传统的，在他看来，文化传统→制度安排→经济行为→经济表现，四者及其相关的知识是相互联系的。实际上他很好地刻画了一个经济的文化与制度特征。诺思（2000）则揭示了，制度和意识形态共同决定了经济绩效。
三、一些重要的制度
如果社会上个人没有动力去从事能引起增长的那些活动，经济就不可能增长。因此，设计某种机制，使私人从事经济活动的私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相等，为经济成长提供持久不懈的动力非常重要。不同的制度安排会对人们产生不同的行为激励，在影响人力资本激励方面的制度安排很多，最重要的有以下一些：
1．关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制度
有关人力资本积累的制度不仅将影响人们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和人力资本质量，而且在一个不良的制度条件下，投资于民只能带来资源的错误配置。在影响人力资本积累的制度因素中，报酬分配制度和教育制度是非常关键的两个方面。报酬收入如果不能反映人力资本的成分，那么人们就缺乏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中国在80年代中后期的“读书无用论”就是这样的例子；对教育的投资不重视教师和教学基础设施，那么，教学质量就会下降。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通病是：教育结构不合理，基础教育被忽视，教学内容与实践严重脱节，受教育权利的不平等、教育的“过度”发展、不重视投资于教师等等，因此导致教育没有在促进人力资本形成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2．财产权利和人力资本产权
当一个正常经济社会及其成员所需要的对物质、金钱和财富的个人追求不被鼓励、被承认和被保护的时候，这个经济的基本发展动力便逐步消失了。产权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激励。在产权不受保护的情况下，不仅导致资源配置失误，而且人力资本不会尽可能充分发挥其潜力，经济绩效由此受到损害。人力资本产权是另一种形式的产权，作为一种经济关系，虽然真正从产权角度对人力资本进行研究的工作很少，但是制度对人的权利的尊重无疑也是影响人力资本作用的重要因素。
3．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是一个社会构建各项经济制度的平台。经济体制对人力资本作用的影响应该是非常巨大的。一般地，自由市场经济下，个人追逐利益的行为受到鼓励，人们将更有积极性进行经济活动。而计划经济体制中，很难给出适当的动机促使工人在不降低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创造更多的产品。但这也不是绝对的，世界上众多的国家都实行的是一种混合经济体制。事实上，经济体制具有多样性，一个社会经济体制发挥作用的大小如何可能还取决于相关的政治、民主、文化、民族信仰等制度，制度具有依存性。比如西方国家信奉个人主义，其经济体制表现出对个人权利的相当尊重；而东亚国家信奉集体主义，其经济体制也更尊重集体的福利。在传统的经济学里，一直把个人主义当作一个基本的教条，但是东亚在经济上的瞩目成就对这个教条提出了挑战（Chow，1997）。
4．劳动力市场制度与内部劳动力配置机制
劳动力市场制度最直接地涉及到人力资本的利用。一个自由劳动力市场的作用在于，通过企业和个人自发的分散决策使劳动力资源达到最优配置状态。政府应该促进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和流动。一个劳动力市场的有效运作依赖于三方面：竞争机制、择业机制和信息机制。但这并非是说政府可以容许劳动力市场自由放任，而应该从劳动标准、生活保障和雇佣政策等方面促进劳动力市场效率。比如，通过建立公益养老金、失业保险、生活补贴等保障制度来保证人们基本生存条件，使劳动力市场发挥正常的竞争机制；通过制定雇佣政策、建立职业介绍机构、制定职业训练内容为主的人力资源开发计划来保证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进行有效的配置；通过建立市场工资体系使工资能真正作为劳动力市场价格信号；消除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以及进出和流动障碍等。
但是，即使人力资本充分就业，如果企业内部人力资本配置不当也同样具有悲剧性后果。以中国为例，曾经有报载湖南某单位给一大学生分派的工作是看厕所——当然这是个案。但是现实生活中，不少的企业的确出现了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双重闲置，尤其是国有企业。日本的经济成功，常常认为与其内部雇佣制度密切相关。对于一个国家，如果它的企业在用人上面混乱繁杂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的时候，它的经济成长就会受到伤害。国家可以通过促进市场竞争来促进企业改善其人力资本配置机制。
5．开放政策
开放政策对于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重要意义在于，较高的人力资本更有可能寻求外商投资或者使用外国的产品以及进行管理创新（WDR，1998）。对外开放可以促进知识的交流，缩小知识差距，从而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开放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可以吸收外国的资本补偿本国经济发展所需资本的缺乏，而资本的增加即意味着对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增加。不少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闲置，就在于资本投入不足，而资本投入不足的原因在于本国资本的极度匮乏，这些国家积极引进外资非常重要。
此外，影响人力资本作用的制度还有法律（尤其是对合同的安排和规定）、意识形态，也许还要加上文化和习俗，等等。制度具有相互依存性，任何一项制度都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它与社会其他制度一起对人力资本和经济绩效产生影响。
四、结束语
人力资本本身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依赖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是否具有激励和创新的动力。这也说明了，具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以后，制度就是增长的关键——事实上，也只有好的制度环境才可能形成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因此制度是经济增长最根本性的因素，是增长的灵魂。当一个国家积极积累人力资本的时候，也应该注意与人力资本作用相关的制度建设。
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被看作奇迹，这与改革开放一系列的政策和制度创新有关。但是，中国的制度安排也并非十全十美，张维迎（2000）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就提到，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关键不在生产要素的供给，也不在于西部开发，而在于制度环境。他尤其提到两点，即必须废除政府部门随意制定法律的权力，以及将企业的审批制改为注册制。事实上，中国必须改革一些与不断增长的人的价值相对滞后的制度，才能延续长期增长能力。
（写于2000年8月）
